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导言经济周期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最为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中长周期所讲的增长---如库兹涅兹周期（20年左右）、熊彼特周期（10年）等，都是以发展阶段的增长特征作为分析对象的。而中短的周期如基钦周期（3年）则以投资、库存和货币周期调整变化来分析的。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是古典周期波动的特征。古典周期波动的剧烈性引发“市场缺陷”的争论。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针对周期波动，政府干预明显加强。尽管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滞胀”导致所谓凯恩斯主义失败，但凯恩斯主义之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在明显下降，经济周期呈现“微波”化。经济周期波动的“微波”化引致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研究生产率的兴趣提高。真实经济周期理论（1984）更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增长本身，强调趋势即是周期，视短期因素为随机扰动。卢卡斯依据美国增长与波动的数据，论证了美国降低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福利成本损失为20%，远远大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损失0.008%，从而指出关注增长更有意义。新古典周期理论对增长进行了理论解释。现实的经济周期波动不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争论，更存在于现实的政策操作。政策操作使得经济波动“微波”化了，而卢卡斯论证中如此低的经济波动也是政府干预出来的波动值。波动的降低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宏观政策干预波动的成熟，宏观政策所依据的理论也越来越倾向于新古典的逻辑，即以“提高生产率”为核心，回到中长经济周期的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决定原因等问题。在政府干预理论中，将理性预期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策决策中来，将微观可预期的并可自我调整的都由微观自行处理了，政府干预的透明度加强。经济政策通过“政策规则”降低政策不一致带来的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并依据增长的变化调整波动干预的区间。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开始的政策操作，到新古典的“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提出的“透明”的干预政策，都是理论和现实的平衡，经济波动在理论和政策协同下得到进一步的熨平。从现实经济活动中刻画周期的波动，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和政策降低波动，这就是宏观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最意义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增长速度高，但稳定性要远逊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学者在改进了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计算出“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大致相当”（陈彦斌2005）。中国保持经济稳定是重要的，中国经济还远没有进入到“平衡路径”上，在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全球化、体制改革等更为复杂的经济形态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就得极大地促进成长。中国经济周期不仅仅有短周期的调控任务，也要依据中长期增长进行调整的经济增长长期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沿着增长的路径进行短周期波动调整。中国经济周期的调整政策也应依据增长的路径进行，还要配合着体制改革措施，才能有效调整经济周期，转变增长方式，保持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经济周期改革前后是不同的，改革后呈现了高增长和波动降低的趋势，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宏观调控经验积累的直接成果。中国的经济周期长期以来比较符合基钦的短周期调整，集中在投资和库存调整上。每隔10年左右进行一次“熊彼特周期”的技术产能调整，而从更长时期看，中国经济周期现在应该仍处在1991年开始的“库兹涅兹”建设周期过程中，预计2011年有可能进入到大的调整期中。当前经济波动的主要问题仍是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引起的波动，加上国际化后的外部冲击形成引致新周期波动因素，但核心问题是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粗放式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高速增长的不稳定性。本文从中国发展的经济波动实际出发，第一部分比较了改革前后的周期波动特征，得出了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第二部分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潜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和周期的划分；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波动的“冲击因素”，认为过度投资导致的供给冲击和外部冲击是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分析了要素扭曲的原因；第四部分集中在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努力平稳中国经济波动的政策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处在高速增长阶段，但高增长累积的风险和成本就是周期调整的内在因素，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周期的变动规律和波动因素，才能从较大的历史跨度理解和调整好经济政策，让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和持续。一、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提高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增长。1、从剧烈波动走向平滑化——十次波动的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见表1和图1）。从1953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在第2个周期内最大，达48.6个百分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4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降到11%～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峰谷落差在6～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我们以1978年为界，1953～1977年与1978～2004年相比，即改革开放前后相比，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简单算术平均）由6.5%上升到9.5%，上升了3个百分点；最大值即最高峰位由21.3%下降到15.2%，下降了6.1个百分点；最小值即最低谷位由–27.3%上升到3.8%，上升了31.1个百分点；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10.5个百分点下降到2.9个百分点，下降了7.6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从改革开放后历史各个计划时期看，“十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我们利用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测算经济增长质量，增长视为福利增加，而波动值越大说明经济中风险加大和福利损失，它们二者之比为增长质量，数值越高越好。我们计算出“十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质量最好的时期，增长适度和保持稳定（见表2）。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2、“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的国际比较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轨迹。对此做一下比较研究是有益的。日本。图2给出1953－2002年日本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2看到，日本在1955－1973年连续19年高速增长，其中，1966－1970年的5年出现过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10.2%－12.2％之间，平均为11.2％，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2个百分点（见图2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数据见表5）。台湾地区。图3给出1960－2002年台湾地区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3看到，台湾地区出现过两段平稳增长时期。第一段是1963－1973年的11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3年之前的几年，经济已处于向上走势中），GDP增长率处于8.9%－13.3％之间，平均为11％，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4.4个百分点。第二段是1991－1997年的7年，亦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0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6.1％－7.6％之间，平均为6.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1.5个百分点（见图3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数据见表5）。美国。图4给出1949－2002年美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4看到，美国也曾出现过两段平稳增长时期。第一段是1985－1989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1984年高峰之后的向下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4％－4.2％之间，平均为3.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0.8个百分点。第二段是1996－2000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6％－4.4％之间，平均为4％，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亦为0.8个百分点（见图4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我国1998－2005年经济的平稳增长，是在1993年后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这是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走势低迷的影响，以及克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下取得的。这是来之不易的。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再走出一条新的向上走势中的平稳轨迹？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平稳增长，虽然速度也较快，但基本上沿着潜在经济增长率增长。我们要记住历史上几次“过热”的教训。一些地方追求政绩的盲目扩张冲动仍存在。若一下子盲目地过大地打开货币信贷的“水龙头”，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使经济增长率迅速地提升起来。然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要使经济增长率提升且平稳增长，还要在继续深化改革、继续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地进行。国际上有关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以美国为例，二战后至60年代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鼎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征是扩大总需求。在二战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总的来说来，美国经济的供给面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即便如此，长期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了70年代初之后的高赤字、高通胀、低增长的严重“滞胀”局面。由此，也使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供给学派等各种新兴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片面强调扩大总需求的缺陷，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面，主张以减税刺激企业投资，从而增强供给面的活力。其实，以减税来刺激企业投资，其作用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扩大总需求，又有利于促进供给面的调整和改善。所以，在美国，有学者称供给学派是“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80年代初以来，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总的政策趋向是将需求与供给相结合。这使美国经济既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又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特别是促进了高科技的发展。由此，也使美国的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趋势。图5给出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1949－1999年的51年中，美国共发生了9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也出现过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第一次是1961年2月－1969年12月，历时106个月（8.8年）。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其后，1970、1974－1975、1980、1982年，连遭四次经济衰退。1982年11月－1990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