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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火的洗礼民国初年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李鸿樾的毕业证书走红网络。因毕业证书的导师栏里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赵元任、陈寅恪等历史名人,而被网友惊呼为“史上最牛的毕业证”。西南联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大学奉命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因战局日益紧张,1938年初临时大学被迫继续南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发扬三校优良传统,和衷共济,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取得一批重大学术成果。西南联大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西南联大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天津人。梅贻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2]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适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教育思想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通才教育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人格”的全面培养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从游论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学术自由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蒋梦麟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1949年去台湾,1964年在台北病逝。教育理念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它不属于纯粹科学或基础科学,而属于实践科学或应用科学。它不能离其他科学而独立。[8]他指出了三个方面:1、教育为全生之科学。目的在享受人生之完满幸满,或达到人类生活之丰富。2、教育为利群之科学。利群是达到全生目的的方法,即儒家所说:“明德新民”、“已欲立而立人”。3、教育为复杂之科学。教育以人生为主体,而人生不论个人或社会,均有繁杂的学科需加研究。学术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基础,一个社会或国家之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科学、学术不发达。要使社会进化,首先就要提倡科学和学术。他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三大弱点是:1、无系统;2、太重应用;3、太重古文字,知识不易普及。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改变这种弱点的方向是:1、重视“论理学”(即逻辑学)和科学之方法;2、提倡探究学问的精神上的兴趣3、革新文学。先求言文之接近,教育方能普及。他认为,教育既为复杂之科学,必有赖于他种科学,有赖于这些科学的高等学术之发明。文化人的长征西南联大景观弦歌不辍北归文化人的长征一、辞却五朝宫阙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一批平津大学要人应邀出席。7.28日,日军占领天津,随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29日,南开师生撤离南开,日军自六里台轰炸南开木斋图书馆,紧接着,日军闯入校园,四处投弹、纵火。30日,张伯苓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精神之南开,将因此而愈益奋励。”8月,南京临时政府终于做出决定,,将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制定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二、暂驻衡湘又离别时年9月,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划基本完成。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校本部租用韭菜园圣经学校。由于战事扩大,许多地方相继沦陷,造成交通堵塞。许多南迁教授未能如期到达长沙。南岳分校于11月19日才得以开课资源缺乏由于大部分的教师用书,教材都还在北平,教师讲课只能凭原有的讲稿做适当的补充。值得一提的是,英籍教师,后来成为本上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燕卜孙教授也来到这里,他在给学生讲授莎士比亚时,凭记忆将莎士比亚作品打印出来给学生做讲义,其博闻强记的功力,令学生叹服。冯友兰在《怀念朱佩弦和闻一多先生》一文中写道:“在南岳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在北平一学期还多。”冯友兰潜心《理学》,汤用彤全身心投入《中国佛学史》,闻一多则着手改订《诗经》和《楚辞》,朱自清到南岳图书馆,对自己拟定的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进行着前期准备。战局恶化11月24日,长沙遭到日军轰炸12月淞沪会战失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方案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湘黔滇旅行团1月20日临时大学第四十三次常委会对西迁做出安排:临大师生分三路赴滇:一路是有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成员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他们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取到香港,走海路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二路是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的乘车路线,经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抵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三路是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路线,即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贵州玉屏、贵阳、镇宁、丰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穿越湘黔滇“湘黔滇旅行团”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五位教授黄钰生(南开),曾昭抡(北大),李继侗(清华),闻一多(清华),袁复礼(清华)组成指导委员会,黄钰生任主席。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配有炊事员和大夫,有两辆卡车运送行李。生活即教育哲学心理系的刘兆吉把收集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风采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分别为之作序。政治系学生钱能欣把68天的日记整理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反映了旅行团的生活。闻一多在路上做风景速写百幅。“湘黔滇旅行团”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走出象牙塔,去接触社会、深入社会并研究社会的文化活动的开始;也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品格的真正开始。西南联大景观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学校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文法学院学生迁至蒙自分校9月13日,日军对昆明进行首次空袭。校舍被炸,人员伤亡。经多方研究,校方决定于1938年10月6日将文法学院及师范学院的文科都迁至晋宁盘龙寺,并筹备全部校舍。1940年,中日战争更趋激烈,日军进攻越南,海防,河内相继失守。10月,联大决定在四川的叙永县建立分校。办学方针与建制、管理征集校训,校歌1939年,西南联大常委会核定《满江红》(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为联大校歌。歌词中的“仇寇”二字原为“倭虏”。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阀。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jiǎo]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院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的历史学组和社会学组、哲学心理学系的哲学组和心理学组共、教育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亦名地学系)的地质组、地理组和气象学组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工工程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商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师范学院(曾亦名师范二部):史地学系,教育学系,公民训育学系,理化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算学系,初级部文史地组,初级部数理化。学制:四年。师范有一年教育实习,为五年。师范专修科为三年。学分制:修满当年学分可升入下一级。、选课制: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必修课大都在一年级,三四年级多为选修。基础必修课中部分课程也可选修,鼓励学生跨系跨学院,跨专业选课。《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办学宣言,坚持自主性。教授治校国民党C.C系头目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时,多次打着“军政统一”的旗号,曾多次想从联大校外委派专职国名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后查良钊出任训导主任战争与饥饿1941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对昆明的空袭达到了高潮,几次明显针对的是西南联大。经费紧张清高教授——华光——梅贻琦联大学者“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工作而等待:...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居幽暗而自己努力。“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同无妨异,异不害同新旧文化学者联大学子联大的办学条件堪称世界上最为简陋和艰苦的,在此情况下,它依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学子,比如汪曾祺、殷海光、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这些人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学生住的是茅草屋,土墙、草顶、透风的木格子窗。据走幸田回忆,学校每年都要对茅草屋修补一次,但在修补之前,一碰上倾盆大雨,整个寝室就成了泽国,学生得打伞过夜。闻一多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抗战期间的青年是大大的进步了,这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清楚。”联大学子从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纷纷投入到谈时局、组织社团、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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