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

收稿日期:2009鄄03鄄30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8SJD7900066)作者简介:陶锦莉(1968-),女,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企业治理、财务管理理论等。第9卷摇第2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2)VOL.9,NO.22009年6月Journalof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Jun.,2009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陶锦莉(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南京211169)摘摇要:西方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演进遵循了库恩关于“范式冶更替的科学逻辑,历经了三次转型,分别为范式缺失到“市场一元论冶或“国家一元论冶范式的确立,从市场或国家的一元论范式到国家—市场的二元范式的转变,再到国家—市场的二元范式向社会—国家—市场的三元范式的演进。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意味着西方企业宏观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关键词:企业治理;范式;转型中图分类号:F27摇摇文献标识码:A摇摇文章编号:1671—7465(2009)02—0027—05摇摇企业治理始终是企业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学术界关于微观企业治理研究的文献很多,但关注于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从企业宏观治理的历史演进入手,探讨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变迁路径,提出了企业宏观治理具有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的演进逻辑,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一、范式转型的一般逻辑和企业宏观内涵摇摇1郾范式及其范式转型的一般逻辑“范式冶(Paradigm)这个概念是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Kuhn)提出的,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并使其在质疑中、在问题的选择中、在解决问题的进化过程中观点趋于一致的那种力量,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冶和“信仰冶的简单表述。库恩的“范式冶理论经过不断完善,逐步成为科学研究者共同遵守的研究指导力量。在库恩看来,科学学科的发展模式大致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样几个阶段。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学科是否存在着一种理论范式,这种范式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规范理论研究,两者的逻辑内在一致。否则就属于“前科学冶阶段。“前科学冶阶段是指没有形成系统理论而处于众说纷纭阶段。当一个学科理论不断系统,科学就开始进入“常规科学冶阶段。“常规科学冶是科学家团体经过严格论证,促使知识体系不断系统的过程。正是有着这样一个过程,科学研究者才能够集中精力、细致而深入地进行研究,而使科学研究从定量到定性阶段,从而使科学研究者共同体通过扩充范式应用范围和提高其精确程度,而逐步完善范式。科学革命从“危机冶开始,库恩认为“危机冶是指科学研究者在采用原有范式进行研究时,遭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他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冶[1]但是,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的无效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取代它的地位才行。“创新冶是促使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库恩将科学革命视为新旧范式转换的过程,亦即新范式替代旧范式的过程,因此这种转换引起由理论体系、研究规则、研究方法和哲72学观点等等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冶的变革。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就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冶阶段。科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范式转换和范式确立的过程。库恩的范式转换和范式转型理论不仅对自然科学具有重大指导价值,而且对社会科学也具有重大指导价值。2郾企业宏观治理理论的内涵企业治理,微观上讲(狭义上)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等权力方面的制度安排;宏观上讲(广义上),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张维迎,1996)。[2]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排除了企业内部要素,将企业放置在宏观历史背景下考察企业治理,从而把握企业宏观治理的变迁路径。因此,研究企业治理的宏观范式必须将沿着企业历史演进的内在线索,揭示其不同理论范式对企业宏观治理模式的理解。二、企业治理范式的历史演进及其转型摇摇1郾从范式空白到“市场一元论冶范式的确立追溯企业治理,离不开回答企业产权问题;追溯企业产权,企业性质又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企业是什么?冶对企业理论来说,是一个永恒话题。古典经济学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企业性质的问题,只是认为,企业是在社会分工与劳动中自然生成的。因此,企业的宏观治理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自然,企业宏观治理研究处于“范式空白冶阶段。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古典经济学传统,认为企业是生存于完全竞争下的“零摩擦冶市场中。在这个市场中,企业好像是在物理学研究范畴中的“真空冶,只要具有初始力,企业就会按照市场设定好的秩序最终形成“均衡状态冶,产权的归属无关紧要,市场会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佳配置。在新古典主义眼中,企业只做两件事,即生产和交换。由于市场是如此的完美,探究企业产权以及内部治理都显得多余,企业也就成为“黑箱冶。新古典主义对企业的认识遭到了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有力抨击。上个世纪20年代科斯发表了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替代物而存在的。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并非生存在有如新古典主义所言的完全竞争环境中,而是运行在一个充满交易成本的市场环境之中。当交易成本过大时,企业取代市场;反之,市场取代企业。对此,科斯用其经典的语言对此进行了解释,企业一定是“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能够节约某些市场的运行成本,……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只能够再回到市场。冶[3]正是企业是作为市场替代物而存在的,企业治理问题的分析往往是以市场为参照来进行的。譬如,企业治理往往是局限于市场范围内进行的,其核心在于降低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科斯以“企业性质冶为切入口,探讨了企业存在的可能,由此,科斯开创了企业产权分析的“市场一元论冶分析范式,也开启了研究企业治理范式的帷幕。事实上,科斯所开创的企业治理的一元论模式并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只是放宽了理论假设,即将“完全竞争市场冶变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冶。可见,新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对企业治理的“一元论冶分析模式只是在新古典主义范畴的基础上搭建的。科斯倡导的企业产权治理范式虽然大大拓展了企业理论的研究视野,但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譬如科斯将企业和市场看作“相互替代物冶的观点就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黄桂田、李正昌(2002)认为:企业和市场并非如科斯所认为的是相互“替代物冶,只是交易的两种可以补充的方式。[4]汪和建(1999)则认为:科斯以企业功能来解释企业的产生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5]就连新制度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姆塞茨(Demsets,1988)也承认: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分析理论仍不够完善、不够清晰。[6]诺斯也认为,“所有现代古典文献在讨论企业时都将其作为市场的替代物,对经济学来说,这种观点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历史重大事实———科层组织形式和交换的契约安排早于市场定价的忽视,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冶[7]摇摇2郾从“市场一元论冶到“国家一元论冶范式转变摇摇“市场一元论冶范式对应的背景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给予了较为彻底的揭露。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市场机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他认为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杂乱无章的作用冶。由于这种制度配置社会资源产生了昂贵的交易费用,促使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必须创建一种由国家主导型的有82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计划的经济体制才能克服造成“凌乱局面冶的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的核心。在一些以马克思“暴力国家理论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及前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将“国家指导经济生产冶的经典论述贯穿于经济管理体制之中,形成了“国家主导型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西方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混乱也开始促使人们反思自由市场主义模式。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这种危机随后波及整个世界,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这也意味着崇尚“市场主导论冶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指导价值危机的到来。这种危机促使“凯恩斯主义冶的诞生。“凯恩斯主义冶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创建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其主旨在于积极发挥国家在经济指导中的作用。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西方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冶运动,企业的市场治理开始转向政府治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治理冶开始演变为“完全国家治理冶。在此模式下,国家控制了企业产权、企业领导人任命、企业生产与计划、企业工资薪酬和就业等一系列权力。“国家治理冶模式替代了“市场治理冶模式,其促使“国家冶演变成科斯眼中的“巨型公司冶,企业成为国家这个“巨型企业冶中的一个生产车间。国家社会主义在“国家冶和“市场冶两者上舍弃“市场冶,那么一种更加昂贵的交易成本———科层制成本就生长出来。正如科斯所说“政府行政机制,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冶[8]。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治理,也造成了企业行政化倾向的严重,生产效率急剧下降,市场竞争力疲软,企业冗员增加,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超越市场或者国家一元论的模式似乎成为必然。摇摇3郾从“一元论冶范式到“国家—市场冶二元论范式摇摇无论是市场一元论还是国家一元论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当理论范式不足以指导实践或者在指导实践中出现危机时,就意味着新范式出现的可能。突破企业宏观治理“一元论冶分析范式的是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钦(Alchain)。阿尔钦认识到仅有“市场冶或者“国家冶的企业“一元论冶治理范式存在着很大缺陷,于是扬弃“一元论冶成为他建构企业宏观治理理论的主旨。阿尔钦率先将国家(政府)和市场同时纳入产权分析范式之中。他认为产权发生有两条途径,一方面是在国家强制实施下,保障人们对资产拥有权威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产权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人们对资产拥有权威的社会强制机制。阿尔钦认为“产权一方面是国家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冶[9]。“国家—市场冶的“阿尔钦分析范式冶摆脱了“一元论冶分析范式的窠臼,充分认识到单纯的“市场冶和单纯的“企业冶的不足,将企业治理放置在“国家—市场冶双重背景下考察,避免了“一元论冶分析范式的不足。对于国家在产权方面的利弊兼具的“双面作用冶,诺思(North)也有相关阐述。诺思(1993)在其“新古典国家理论冶中认为:国家一方面作为有效产权制定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是作为追求效用目标最大化(租税最大化)支配下的损害者。[10]这就是著名的“诺思悖论冶。显然,按照诺思的思想,将“国家冶和“市场冶一起纳入分析范式中是合理的。“诺思悖论冶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和市场在企业宏观治理上存在着持久的冲突。无疑,新制度主义学派引入“国家—市场冶这一企业宏观治理分析模式,既摆脱了市场一元论分析范式的不足,又避免了国家一元论分析范式的缺陷,对企业宏观治理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市场冶二元分析范式仍具有较大缺陷。第一,这一模式仍然没有尊重历史的真实。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时认为,家庭作坊和小型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起源。汪和建(2006)从历史主义逻辑出发,认为:生产组织并非作为市场替代物而存在,而是先于市场存在,生产组织产生于家庭。[11]难怪诺斯也指出,企业与社会存在着难以厘清的关系。这说明,企业的源头是社会而非市场和国家。第二,这一范式导致虽然将“国家冶纳入“市场冶的分析框架中,但往往会出现“国家冶替代“市场冶的局面或者“市场冶替代“国家冶的局面。一方面,单纯的市场治理导致“市场失灵冶;另一方面,单纯的国家治理导致“政府失灵冶。无论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