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文化传播看永嘉学派的发展传承

1从文化传播看永嘉学派的发展传承(张静蓉老师布置的作业)宋代是一个尊崇儒学的时代，传统的“贵义贱利”论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北宋重臣富弼，在其临死时写的一道奏章中，还不忘进行儒家正统义利观的宣扬，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不但继承了孔孟确立的儒家正统义利思想，而且结合他们各自吸收道家、佛家宇宙观和人生观而确立的“理学”和“心学”思想对儒家义利思想进行了扩展。朱熹主要是把其“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天理”与义利观和利欲论进行结合，认为“天理，人欲常相对”，难以调和。陆九渊则把“心学”中的“本心”与义利思想进行结合，认为“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而另一方面，宋代言利的主张却也由隐而显，“义利并重”、“义利双行”论也逐渐涌现。宋初的李觏首先公开置疑不言利的观点，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并提出利欲是礼义的物质前提，若“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得而教也。”王安石也称“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苏洵主张“义利，利义相为用”。“义利之辨”一时成为了宋代“儒者第一义”，程颢曾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南宋浙东形成了讲求功利而显的浙东功利学派，即永嘉、永康和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因其成员皆为温州(古称永嘉)籍人士而得名,在2当时影响非常大。永嘉学派昌盛于南宋时期，而实际上可溯源于北宋皇佑间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三人，合称“皇佑三先生”。哲宗、徽宗时期有温州人周行己，许景衡等多人前往北方求学，并将程颐“洛学”带回家乡来，收徒讲学。迄南宋乾道、淳熙间则有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著名学者辈出，永嘉学派才正式形成。永嘉学派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到叶适而集学术之大成。全祖望曾论：“水心较止斋（即陈傅良——引者注）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道）、淳（熙）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充分肯定了永嘉学派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永嘉学派这样一个完全由特定地区的学者促成，其学术思想虽超越了地理限制，成为宋学中极具光彩的学派，但其思想主张则集中体现了温州作为中原文化“边缘地”的特征。一方面，在唐宋以前未南蛮之地的温州远离政治中心，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并不能完全的充达，这在客观上为其摆脱正统思想的禁锢，形成新的思想提供了条件。而作为“海滨之地”，人多地少，土质贫瘠，陆地资源不足以供百姓的生活所需，又自然灾害多发，人地矛盾突出，为缓解人地矛盾，在人口压力下，当地人民不能固安土地和农业，而寻求新的谋生手段，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故民众“农隙则运鱼盐于他邑以助生计”，以善经商执技艺而致富，形成了温州鲜明的“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区域文化特征，经商求利在温州地区一直是不受置疑的传统，温州3人历来有浓烈的重实际、讲实利的功利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介于正统文化圈边缘的温州地区毕竟接受着正统思想的沐泽，尤其是宋都南迁之后，大量上层人士的南迁为其增加了更多的正统文化的元素。功利主义思想作为温州历史区域文化的精神脊梁，其生长于传统儒学和宗族、礼制及贫乏资源下的生存冲动的夹缝中，通过与民间文化的相互渗透，有效地作用于温州人，并在精神层面上构成了温州区域文化不同于其它区域文化的本土特征。即一方面“永嘉尚礼文、重丧制”、“妇女无故不出户，耻向官府”；一边又容纳了“永嘉之学多功利”的理念。如果前者是一种上层文化的话，那么，正是这种上层文化在长时间的与地域文化相互渗透中，有效地作用于处于传统社会中的温州人。使得永嘉学派的义利观既有中国古代义利观的共通性，又能找到温州地域文化的个性。“以利和义”，义利统一是永嘉学派功利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学派渊源之一的“关学”领袖张载曾从必须先解决人民基本的生存问题,然后才可能使之遵从礼义的角度说明义利并重的必然性,他说：“道千乘之国，不及礼乐刑政，而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言能如是，则法行，不能如是，则法不徒行，礼乐刑政，亦制数而已尔。”薛季宣《大学解》“生财有大道”一段话的解释说：“《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务民之义，则天下一家，而财不可胜用，藏之于下，犹在君也。以财发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为财之役矣，故君子4先正其本。为上有节，为下敦本，财用之出，庸有穷乎？……聚敛之臣不知义之所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之民也，民争利以至于乱，则不可救药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养其大者之人也。所见之小，恶知利义之和哉！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其论生财之道。”薛季宣在这里提出义和利的一致性，告诫统治者必须“为上有节”，剥削要有一定限度，不可与民争利。“为下敦本”，人民务农经商，生产致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财不可胜用”，这就是“义利之和”。叶适的义利观与薛季宣一致。其主张义利统一要建立在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相统一的基础上。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农业生产是整个封建“王业”的根本，从而也是道义的基础。“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必世而后仁”。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了，道德水平才能相应的提高。即“夫衣食逸则知教，被服深则近雅。”因此，他认为政治家必须立法便民和守法便民，必须照顾人民的利益，不能苛于索取。他说：“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宽也。有正，义也；有宽，仁也。未有不由仁义而能使民思之者也。”又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利，义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易》称‘利者义之和’；孔子言‘小人喻于利’。体其所和，圣人之用也；察其所喻，小人之归也。”大意是：义和利是统一的。圣人知以利和义，所以言利而不害其为义；小人但知利之所求，而不顾及其他，所以言利终而害义。所谓“古今5之分”，即是指古代“以利和义”，而今世却将“利”和“义”对立起来。因此，叶适批判“以义抑利”之说，主张“以利和义”，将利和义统一起来。因而他说：“和洽贫至卖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永嘉学派主张以利和义，义利统一，同时强调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否则仁、义就会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谈，最后仁、义本身也就无法存在。叶适在《习学记言•汉书三》中批评董仲舒，驳斥道学家的观点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强调仁义道德应以功利为内容，而且通过功利表现出来，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义理离不开功利，没有功利，道义是句空话。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利，义之本也”，“义”乃养“利”的手段。一些学者把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主张放在传统儒学义利观的对立面加以阐述，这实际上是一种的曲解，事实上永嘉学派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反对空谈义理，力倡“务实”思想的义利并重思想，功利只不过是一种立场，“务切实用”才是永嘉功利的根本的和最后的目的。其学派功利主义主张不但强调以功利来剖析义理，更“力行今日之实事”，关注当前社会实际问题，其主要的特点是明晰的目的性和实用的手段相结合。《宋元学案》就曾肯定永嘉学派不空谈义理：“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6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务之变不知为何等也。”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义利观，总得来说是一种“务实”思想，既植根于温州特定的区域文化传统,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企图改变内忧外患困境的尝试，是当时历史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当时永嘉学者试图将功利、务实思想整合到传统儒学义理之中，以期自身的功利主张能获得正统思想认可的一种努力。谢子康2011年1月16日7薛季宣《大学解》：“生财有大道”一段话的解释说：“《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叶适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他从分工、生产和流通等角度去阐述社会财富非加以整理不可，重视理财，充分肯定讲求财政是国家头等大事。提出了善于理财才是圣君贤臣的论断，“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又从不善理财即不是圣君贤臣的前提出发，批驳我国自秦汉以来，封建士大夫中流行着一种偏见：以为讲求财政就是言利，从事理财就是聚敛。事实上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没有租税既无法存在，所以必然有许多人出而执行这些任务，叶适进而针砭时弊地指出8如“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实际管理财政的人必将多是以搜刮为能事的所谓小人，则害民损国。永嘉学派务实的功利思想是面对南宋社会急需解决的种种实际问题而产生的一种企图改变内忧外患困境的思想，其手段之一便是重视理财。永嘉学派昌盛于南宋前期，然其渊源可追溯到北宋中期的南宋薛季宣、陈傅良对该学派的形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集大成者则是叶适。他将永嘉学派发扬光大，与当时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永嘉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义利并举，要求见之事功，把物质看成道德思想的载体，把通过辛勤劳动拥有物质财富看成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温州真正的繁荣是从宋朝开始的。随着当时经济中心的南移，温州的政治、经济、文化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加，据记载，北宋中期，温州户口总数121916户。但这里土地贫乏，人们走上了经商之路，手工业开始发展。如《宋本方舆胜览》所言：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备用。海育多于地产。商船贸迁。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北宋哲宗绍元二年来温州任太守的杨蟠，将市区划为三十六坊，还写下了《后永嘉百咏》，生动记载了当时繁华的商业市场和江南水城风9光——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当金兵的铁蹄踏碎北宋王朝的安乐窝时，南宋高宗赵构几经周折逃至温州。后来，金兵终于北去。皇帝还都临安，但随行的皇室贵族却不愿再受奔波之苦，大都留在了温州。就像当年晋室南渡一样，宋室的南迁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温州也开始为世人瞩目。宋室的南迁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温州也开始为世人瞩目。宋代温州普遍栽种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一年两熟，每亩年产二三石，即使在明清时期也不过如此；温州的柑橘因味美被作为贡品；温州所造的罗盘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温州一度年造船六百艘，和明州(今宁波)同列全国首位；温州的漆器号称全国第一，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都设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商铺；温州是宋朝五大造纸业中心之一；温州的制瓷业一度兴盛，已发现的窑址有四五十处；温州的印刷业也比较发达，现存宋版《大唐六典》、《白石诗卷》等都是温州的刻本；州的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小型作坊)，其生产方式处全国领先地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宋朝，温州就是手工业名城，温州人有长期从事手工业技艺的传统。但温州并非物产丰富取胜，而是靠手工业者精湛的技艺赢得了一席之地。这则是和温州地狭人多的现实条件有紧密的关系。人们为求生计，不得不另辟蹊径。所以只有依靠顽强、勤奋、开拓的精神，才能打开市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酒楼、茶坊、妓院、瓦舍应运而生。据《宋会元10辑稿》统计，永嘉县的商业税高达两万五千多贯，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