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价格和利润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引言﹞公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允许我先说几句开场白。目前大陆上有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闹着要求增加工资。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的大会上讨论。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甚至不怕引起你们的不耐烦。我要预先说明的另一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他不仅向你们提出一些他明知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之辩护，还自以为是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表现为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表尊敬。尽管我这篇报告措辞直率，我希望，在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将会发现，我同意的是在我看来正是构成他的论点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不得不认为，这些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我现在就来谈正题。１．﹝生产和工资﹞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或常数；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对全年或对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如此，对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量，姑且不论人口的变化，它也必然如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一旦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量，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比如说是８，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６，工资为２，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６，利润减少至２，而总数仍然是８。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武断而已。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是很愚蠢，那么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者，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如果他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那个所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他就不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尽管不能而且不该提高，但是它随时可能而且应该降低，只要是资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资本家想给你们吃的是马铃薯而不是肉，是燕麦而不是小麦，你们也必须接受他的愿望，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的比英国的高，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个方法看来不仅会简化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工作，而且也会简化对其他一切现象的研究工作。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不同于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一个牧师会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解释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上帝愿意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决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论证。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２．﹝生产、工资、利润﹞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５先令，而不是４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４先令的东西，而不是值５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５先令去买在工资增加之前用４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４先令的东西要卖５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被固定在值４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３或２先令，或其它数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改变。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真让人觉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胃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４先令的东西卖５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既然我们假定，在劳动生产力中，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在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要能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就能影响商品的价格。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高价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比例。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它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无需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这种提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减少的需求抵销。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动。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于是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于减少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后，又会降到原先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为了唤起你们的想象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９先令增加到１８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９先令增加到１８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１００％。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１００％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超不过１１００，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１００％的幻想，我想请你们注意英国在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你们都知道１８４８年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它所有的官方发言人都曾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