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钟嵘《诗品》中的“怨”

龙源期刊网浅析钟嵘《诗品》中的“怨”作者：卢方舒来源：《世界家苑》2018年第08期摘要：钟嵘的《诗品》是继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和《文心雕龙》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宋以后千余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曾出现大量的诗话、词话，钟嵘《诗品》可以说是它们的开山鼻祖。《诗品》的出现还有它特殊的意义，钟嵘以前的文学著作如《文赋》、《文心雕龙》等，所论都是广义的文学，而《诗品》所论则是狭义的纯文学——诗歌。细读《诗品》的序及正文上中下三品，钟嵘反复使用“怨”字，可见钟嵘对“怨”这一诗歌批评方法的重视。钟嵘重视“怨”的审美倾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继承了“诗可以怨”的诗学传统；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个体身世的境遇。关键词：钟嵘；《诗品》；怨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提出：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自从孔子提出“诗可以怨”的命题之后，后人多有阐发。钟嵘在《诗品》中特别强调要抒发“怨”情。本文拟就钟嵘的《诗品》来浅析其中的“怨”。诗美在自然，但这不等于说诗歌写什么、怎么写也可以听其自然。钟嵘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写什么和怎么写都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首先，《诗品序》写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钟嵘认为，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严寒，四季中的这些景物是最容易感动诗人而被写进诗中去的。聚会时写诗表达亲密的感情，离群索居以诗寄托幽怨。以上所列七件事情，感动人的心灵，不写诗怎么表达思想，不长久地歌唱何以抒发感情？在这段话中，有两层意思：第一，诗人只有对外物有所感应，才会写诗歌唱，这就是《诗品序》开头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第二，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陈诗展义”、“长歌骋情”，四季的自然景色当然是可以写的，“怨悱”之情、聚会时的亲密的感情、离群索居的幽怨感情也自然可以写，但是更值得写的是两种情感，一是丰富性的情感，如“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高兴、喜悦、欢乐等等都是属于人的上升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外溢，就可能是诗是歌；一是缺失性的情感，这就是钟嵘举例中七种中的六种，所谓“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解佩出朝，一去龙源期刊网忘返”等。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情感都是“怨悱”性的情感，即人有这样那样的缺失所引起的情感。钟嵘所说的诗“可以怨”的“怨”，与“怨刺上政”的那种狭隘的“怨”已经不同，钟嵘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说明‘怨’，而不是局限于讽喻的政治视野来理解“诗可以怨”。他所举的六个事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怨”。无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都指出外在自然环境的变动不居、纷繁复杂能够促使诗歌的产生。钟嵘显然也继承了这种观点，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不仅自然环境，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即诗人的人生际遇更能促使诗人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这段话中，钟嵘把“嘉会寄之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这两种能够产生诗作的情景并提。而接下来的具体阐发则对“离群托诗以怨”用了绝大多数的篇幅。这正好说明了钟嵘评诗的旨趣，即对“怨”的重视。“怨”在钟嵘看来与个人的遭遇所引起的各种感慨的抒发是分不开的。强调“怨”在诗中的重要地位，亦即是强调个体对人生的种种感慨的抒发，这较之于一般地说诗是情感的表现更深入了一层。钟嵘在生动地描写了生活中由于各种不同的遭遇所引起的“怨”之后，接着就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就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诗是与对人生的种种感慨的表现是分不开的，并且强调了这种表现具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性质。其次《诗品序》中，钟嵘用来作为“五言之警策”例证的诗歌亦多为怨诗。《诗品序》云：“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钟嵘认为“五言之警策”诸诗，大多数都是傷感惆怅的怨诗。他所举的二十二篇作品中，“谢客山泉”等存诗已佚或指代不明，“平叔衣单”现今何宴诗中查无此诗。“子卿双凫”有两说，一说是指李陵，一说是指苏武。除了这些尚未有定论的诗以外，抒发怨情者过半。最后，就“怨”在《诗品》正文三品中的表现，在钟嵘所列为上品的十二家中，有五家是直接以“怨”评之。钟嵘评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古诗：“多哀怨。”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词旨清捷，怨深文绮。”评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评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中品尚不论所用诸如“凄决”、“多感恨”等与“怨”意思相近者，直接以“怨”评之者有秦嘉、秦妻徐淑、郭泰机、沈约等四家。下品除了个别与“怨”相近的如评毛伯成等用“惆怅”外，无一家直接以“怨”评之。如此不轻易以“怨”许人，并且把“怨”字置于较高的品次上，可见钟嵘是非常重视以“怨”评诗的。以“怨”评诗是古已有之的诗学批评传统。自从孔子提出“诗可以怨”的命题之后，后世的文学批评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强调了诗人人生所遭遇的苦难与挫折等怨情是文学创作的动因，故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之感。钟嵘进一步发扬了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诗学批评传统，他说的“怨”，大多是封建社会中遭受迫害，或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因而激发出来的对黑暗现实之不满。钟嵘指出：“诗歌不仅是人们内在感情的宣泄，而且也是医治人的精神苦闷、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的良药。”龙源期刊网除了诗学上的渊源外，钟嵘《诗品》中对“怨”的重视还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身世遭遇有关。他所身处的梁代是经过了《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之后的时代。汉末以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频繁的动荡不安，造成了太多的伤痛和苦难。所以包含有失意、彷徨、痛苦、伤感等在内的怨情抒发成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诗歌的重要特色。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诗人们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创作了大量抒发怨情的优秀诗篇。这是钟嵘选择与品评诗歌的源泉。钟嵘自身的遭遇也是非常不幸的，他出身于没落的士族家庭，一生怀才不遇，怨愤难平。这就使得他在品评诗歌的过程中，更容易对抒发怨情的作品产生共鸣，并进而偏爱这些作品。综上所述，钟嵘《诗品》重视“怨”诗，这既是对先前诗学传统的继承，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对诗歌的批评方法。参考文献[1]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作者简介卢方舒（1997），女，籍贯：河南商丘，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