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男女平等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历史考察陈文联人类历史的陈迹，显示了“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①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根深蒂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使广大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鸦片战争前，已有学者为封建桎梏下的妇女发出不平之鸣，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输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萌发了。它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时期日趋成熟。这一演变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是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蹒跚脚步的特征。一、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男女平等思想的萌发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孕育阶段。太平天国运动、传教士的东来和早期维新人士的宣传，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尤其是后两者，在推动男女平等思想产生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视。1、太平天国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全面地触及了妇女问题。洪秀全的思想已包含了某些男女平等的朦胧要求。洪秀全认为，男女均是上帝子女，因而都是“同胞手足”。②“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③因而主张太平天国内部“男呼兄弟，女呼姊妹，不列尊卑，不分贵贱”。④由这种男女平等思想所决定，加上战争的需要，妇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女子有与男子平等参加革命、担任官职的权力。据研究，当时女军最多时有40军，约14万人，女军帅以下女官多达6584人。⑤此外，天国还规定男女同样分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缠足、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等残害和歧视妇女的陈规陋俗。因而，天国范围内广大妇女有可能短时期脱离小家庭，进入广阔的社会舞台。她们与男子一样从军打仗，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尽杀妖”，⑥就是她们形象的生动写照。对此，当时一些外国人大为惊叹，盛赞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⑦但是洪秀全等人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其男女平等思想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男女平权，而是一种抽象的宗教平等。它只表明人们不分男女，在信仰皇上帝、“共击灭阎罗妖”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或者说每个人都有信仰和忠实于皇上帝的共同义务，而决不是说人们在世俗上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并且，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⑧随着洪秀全、杨秀清等具有特权的“教主”们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封建等级制度，甚至相互残杀，那种名义上兄弟姊妹式的平等也就荡然无存了。他规定：“军师妻呼称王娘，丞相妻呼称贵嫔，检点妻呼称贵姒，指挥妻呼称贵姬，将军妻呼称贵嫱。”⑨在这里，原先所谓的男人兄弟之辈和女子姊妹之群，已完全遗忘。他还模仿封建帝王的做法，选民间秀女入宫，并规定了所谓“十该打”和“十不准”，凡是嫔妃“服事不虔诚”、“硬顽不听教”，甚至“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皆在该打之列。洪秀全在《幼学诗》和《天父诗》中还宣称：“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⑩在这里，已无男女平等的踪影，全然是三纲五常的旧版。造成上述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是来源于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和农民战争平均平等的朴素要求。另一方面，洪秀全作为小生产者，其一切活动仍摆脱不了几千年封建意识的束缚，更不太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当时不可能具有近代的男女平等思想。诚如恩格斯说过：“妇女的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11)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则在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斗争中才提出来的。太平天国虽然未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但它如狂飚猛烈地冲击了数千年来束缚广大妇女的传统观念和陈腐教条。这种冲击，是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2、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男女平等思想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输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来传递男女平等的信息。诸如，介绍西方人“既娶妻不准纳妾”，“欧美两洲女子亦都以读书为先导”；(12)英国女子从军、美国女医生外出、美国妇女发起“禁烟运动”等。二是从国外引进一些近代生活方式，来改良中国落后的歧视妇女的风俗习惯。如外国妇女身着“奇装异服”，随便出入公共场所和自由交际等。三是通过兴女学和戒缠足的具体活动，开通中国社会风气，改善中国妇女地位。关于女子教育，传教士撰写大量文章宣扬兴女学的意义。说，基督教“男女并重，而悉数以读书，使女子亦得列于俦类之中，不存菲薄之心”。并指出：“女学愈先，国势愈强，欧洲之成效昭然矣”。(13)在开展宣传的同时，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了首批近代女子学堂。最早的当属英格兰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于1844年成立的宁波女塾。此后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缠足陋俗，也是教会抨击的重点。他们出于“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14)的宗教观念，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所以女子缠足“实超越于上帝矣”，此事“亦失爱主爱人之道”，“大获罪于上帝”，(15)为此，传教士们通过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其中上海“天足会”的活动影响较大。这些具体活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起着某种启迪作用。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也无须全面考察他们的活动，其中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理论，这无疑对中国有识之士有所启迪，并为戊戌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借鉴。但我们还应看到，传教士出于布道之目的，未将西方女权学说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且其宣传往往以“上帝造人男女并重”为基调，使那些带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蒙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因而，其启迪是有限的。3、早期维新派萌发的男女平等思想早期维新派中不少人，均直接或间接从事洋务运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他们以“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为根据，抨击礼教，倡言女教，反对缠足，萌生了男女平等思想。（1）、抨击封建礼教。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假君权以利私说”，使“夫为妻纲”成为捆绑妇女手脚的绳索。(16)于是对三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妻，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17)把三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把妇女问题与整个封建制度联系起来，可以说找到了中国妇女问题的关键所在。后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沿着这一思路，来批判封建伦理纲常，挖掘男女不平等的根源。（2）、倡办女学。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轻视女子，溺杀女婴，全是“由女学坠废所致”，于是，主张女子应受教育。“倘得重新女学，使皆读书明理，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轻视妇女之心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18)他们还大量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状况及女子教育发达情形，来开通国人的眼界。（3）、反对妇女缠足和溺杀女婴。他们对缠足恶俗提出了批判。他们痛斥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是“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绝无仅有的陋俗，它既造成妇女“迫束筋骸，血肉淋漓”的惨状，又使她们难以操持家务，遇水火盗贼只能坐以待毙。(19)因此他们力倡严明刑法来戒缠足。他们对当时溺女恶习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女学坠废所致”，并赞扬外国“生男亦善，生女亦善，无所轻重也”的男女平等观，主张通过教育来改变这种“轻视妇女之心”，“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20)可见，在早期维新派中有相当一批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其兴女学、禁溺女、废缠足的主张，对封建社会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这种冲击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严格来说，其思想尚不能称为男女平等思想。他们所提倡的女子教育，并不是出于女子切身利益考虑。废缠足、禁溺女的主张，是在看到西方文明和中国落后时激于民族感情时提出的，并没有看到封建专制主义礼教是缠足、溺女的根源。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二、戊戌维新时期：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中国最早接受并宣扬“天赋人权”观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在与洋务人士和外国人士接触过程中，吸收了“天赋人权”观，并以此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妇女问题，产生了近代中国初具理性色彩的男女平等思想。综其男女平等思想，大致有五方面的特点：1、内容新颖性。如前所述，早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主张是基于对女子的同情和整肃伦理道德之目的提出来的，其认识尚嫌肤浅，大多是直观认识。而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基于他们思想深处的人权观念和平等观念，其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天赋人权”说，而且其思想已初成体系。它们既有对封建女性陋俗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鞑，也有对男女平权必要性的阐述，对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的探索。可见，维新派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更深化了。而且，维新派还将妇女解放放在国强种进的高度中来考察，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对缠足恶俗，维新派除了继续从实用、文明、卫生、人道等角度痛斥其危害外，还从强国强种的高度来探讨缠足的弊端，反复强调，缠足的结果是把“四万万人变成无用之物”，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21)在女子教育方面，他们不仅继续对反对兴办女学的陈腐观念进行猛烈抨击，而且把兴女学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认为，“欲强国，必由女学”，并从抚育人才和增加社会财富两方面来剖析这一问题，明确提出：“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22)对男尊女卑现象，维新派除继续从封建伦理纲常挖掘其根源外，还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阐述了男女平等之必要：“女子与男子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同为天民，则有天权不可侵之；同为国民，则有民权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职而不可失，同任国职而不可让焉。”(23)可见，维新派男女平等思想，已较少早期维新派那种怜悯之情，而是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意识及对天赋人权学说的理性认识，故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戊戌时期的男女平等思想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2、政治实践性。与早期维新派不同，维新派没有停留在兴女学、戒缠足的理论探讨上，而是把它们化为实践行动。他们所掀起的不缠足运动和创设女学堂活动，可谓轰轰烈烈，其规模、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康有为是不缠足运动的首倡者，梁启超是创设新学堂的带头人。他们主要通过发行报刊、开演讲会、联结团体、广贴告示等方式，使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波及到维新派以外的阶层，连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和开明派也参加进来。张之洞就是一位热心主张戒缠足的洋务官僚。3、中西融汇性。维新思想家一方面以西方近代人权思想为依据，指出：男女平等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将孔子从高高在上、不可企及、为君主立言的至圣先师，改造成一个平等可敬、人人可以效仿、倡言男女平等的改革圣王。这一做法有助于人们接受近代思想，自觉参与改革。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不仅为专制思想的还魂留下可乘之机，而且使他们并没有把摧毁封建主义作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仍旧在改良主义的圈子里寻找方法，当然不会有出路。4、影响深远性。这可从这两方面来把握。其一，唤起了女性的初步觉醒。维新派兴女学、戒缠足的宣传与活动，极大地促使了少数先进女性的觉醒，使她们在投身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的过程中，公开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她们也从“天赋人权”说出发，认为男女有别，是自然之理，并没有尊卑贵贱本质区别。男人与女人虽然“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也”。(24)“天地之生人，阴阳平等，无有偏毗”，(25)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否定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妇女观。同时，她们还揭露和抨击了男女不平等的诸种社会现象，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