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社会学研究1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林超超提要提要提要提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各级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的梳理，详细考察了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民主改革运动私营工厂国家工人阶级社会整合一一一一、、、、前前前前言言言言那个老年的审判员见夏世富走进了法庭，他丢下朱延年不问，转过来对着夏世富严肃地问：“你是不法资本家夏世富吗？”夏世富慌忙回答：“不是，不是。我是工人阶级。”“你参加了工会吗？”夏世富愣了一下，旋即信口应道：“我参加了工会。”①“我是工人阶级”，这句话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社会风貌*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冯筱才教授的指导，同时《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也对本文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仍存在的问题则由作者负责。①这段文字摘自周而复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2004），朱延年和夏世富分别是小说中福佑药房的经理和账房伙计。周而复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是1949年后上海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依作者所言，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亲身经历而作。社会学研究2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1949年之后，仿佛成为一道国人都愿意拥有的护身符，一种普遍化的身份认同。那么，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受到了地缘、党派和产业等多种因素的分割，不同的工人因而有着不同的政治，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裴宜理，2001a；Honig，1986；Hershatter，1986）。与之相比，1949年之后的“工人阶级”显然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意涵。在这样一个从“旧工人”到“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魏昂德指出，在新政权成立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Walder，1984：3-48）。那么，新国家究竟是如何改造旧工人的呢？新“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同又是如何形成的？对1952年发生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研究，为我们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民主改革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是1950年代一次席卷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实质是彻底清除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和一些压迫工人的制度，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进一步体现出来。”（周鸿主编，1993：73）但事实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对工人的改造是同时并行的，后者在生产关系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私营工厂要更加突出。①本文认为，私营工厂里的民改运动可以被视为新国家改造旧工人，从而重塑工人阶级的一种尝试。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保存在上海市各级档案馆中的、有关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对新国家与旧工人在民改运动中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所使用的动员技术以及工人自身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细致的考察。二二二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城市城市城市城市“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补课的补课的补课的补课许多学者都曾对土改运动的“阶级斗争”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指出：中共通过在农村中发动“划阶级”、“诉苦”等实践活动，①既有研究对民改运动关注甚少，主要见于一些党史资料中，且以对民改运动政策的描述为主（白云涛，2002；李小秦，1995；沈逸静，1998；苏少之，1985；张金平、张长森，1999；邹荣庚，2001，等等）。社会学研究3将乡村社会原生的各种矛盾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得到展现，藉此成功地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农民的意志（Shue，1980；何高潮，1997；黄宗智，2003；张小军，2003；李放春，2005；方惠容，2001，等等）。在这其中，“阶级”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为构建起来的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确确实实地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1949年之后被运用到城市环境之中。1949年，当共产党人夺取城市政权之后，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两大挑战：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稳固政权”，后者对于刚刚主政城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新政权的稳固是伴随着对“阶级敌人”的“否定”与“清算”向前推进的。何谓“阶级敌人”？它首先包括与旧政权相涉的人群，对他们的打击主要通过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惩治其首要分子的方式得以实现，其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再者是“资产阶级”。“镇反”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经验在城市中的第一次实践（裴宜理，2001b：107；杨奎松，2004：1），通过启发基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意识，新政权在清算“阶级敌人”的行动中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以为不可信任的群体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予以严厉地制裁。在基本肃清了“面”上的敌人之后，195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3－460），把矛头转向了“潜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①同时由于新政权成立之初，共产党对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对其中的旧人员和旧制度的清算与改造尚未着手进行，于是，这项未竟的重任也落在了民改运动的“肩上”。大体上，全国范围内的民改运动都先从国营企业开始，待取得工作经验之后，再转入私营企业。相比较其他地区，私营企业的民改运动对于上海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1949年上海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79.1%（孙怀仁，1990：35），即便到了1952年年底，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占到了全市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67.4%，②更毋庸说私营商业。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①事实上，早在1950年前后，以清除“封建残余势力”、改革“封建压迫制度”为中心内容的民改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具体而言，其内容包括废除“搜身制度”、“把头制度”（如“包工制”、“工头制”等）以及各种垄断制度，与此同时清算这些领域内的恶霸分子。②《1952年年底上海市工业企业单位数及职工人数统计》，1953年，B182-1-42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5页。社会学研究4来看，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①最早于1951年底开始筹划，计划在全市挑选74家工厂先行开展试点工作，除市委直接掌握4个单位（启新纱厂、永大染织厂、永安三厂、大隆机器厂）外，其余的70家工厂分别由21个区的43名区委委员负责（邹荣庚，2001：224）。为此，各区委干部在申报典型试验厂②时对辖区范围内的私营工厂的职工人事档案（包括“反动党团”、“反动帮会”情况等）作了初步的摸底调查，③除汇集各种“反动组织”的名册、工会入会志愿书、劳保卡等人事档案进行比对分析、“顺藤摸瓜”之外，搜集“活材料”也是他们的重要策略，如召集厂中政治历史清楚的原地下党员和老工人回忆隐情，利用厂里少数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普通工人中明查暗访，甚至提审已在“镇反”中获罪入狱的“反革命分子”。笔者所见榆林区（今属杨浦区）确定的三个试点工厂中，以恒丰纱厂情况最为复杂，在运动开始前，有关部门掌握到的该厂参加“反动组织”的人数已达231人，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11%。④当然，这一数字不一定准确，有的列名“反动组织”名册的工人，可能自己都不知情。⑤因此，根据情节轻重，工作组还对他们划分等级：一、二类为情节较轻者，一般为这些“反动组织”的普通成员，而头目分子或“与民有血债者”则划入三、四类，作为重点打击对象。⑥①之所以称为“补课”，是基于对此前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五反”等运动已经解决或初步解决了私营工厂内的部分民主改革任务的认识。参见《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宣传提纲（草稿）》，1952年，A22-1-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6页。一般上私营企业包括工厂和商店两种类型，本文主要是以私营工厂为考察对象。②对典型试验厂的选择，原则上要求是生产和劳资关系正常、规模较大、同时厂内共产党组织发展较完善的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458-459）。③高华认为民改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城市人口的一次“阶级摸底”，工人只有在政治上过关，才能获取“工人阶级”的身份（高华，2007）。④其中又以参加陆京士系统（如工福会、护工队）的职工人数为最，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侠谊社次之，参见《恒丰纱厂是如何进行材料工作的》，1952年7月30日，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2页。⑤《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0页。⑥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工作组会根据新掌握的信息对它进行调整，同时由于政策在分类标准上存在漏洞，干部个人的主观评价对实际的分类操作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顺带说明的是，一、二类分子的材料一般由车间掌握，而三、四类分子、政治破坏事故以及专案线索材料一般交由厂材料组掌握。参见《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1952年9月12日，011-0017-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6、58页。从后来的处理结果看，一、二类分子基本上都能得到“解放”，被惩治的主要是三、四类分子。据第一批74家试点厂统计，在交待了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7096人中，其中系“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且无显著罪行的占到了94.3%，除此外问题较严重的人中，被逮捕的仅有3人，另有150余人继续接受审查（张金平、张长森，1999：296）。社会学研究5随后，以上筹备工作由于“五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被暂停，①直到1952年7月才被重新提上议程。195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后在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指示》，7月30日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办公室成立并选派到各试验厂的工作组。8月初，32个工作组进入第一批私营工厂进行试点工作，历时一个半月完成。之后民改运动向全市其他私营工厂推广，至1953年春，3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基本完成（邹荣庚，2001：214-236）。三三三三、、、、谁是谁是谁是谁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1952年8月，由市区级党委、团工委、工会以及国营企业中的基层干部组成的首批私营工厂民改工作组正式进驻74家试点厂展开工作。分配到指定厂的工作组首先与该厂的原有干部合并成立新的党支部（没有党支部的则组建党支部），作为本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对外称“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生产、材料、宣传、组织、秘书等部门。②一旦确立了人事格局，他们的日常工作马上步入正轨。在工人们并不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先期进行的工作，首先是对职工政治档案的完善。此时的材料工作被分作公开与隐蔽二线同步进行，除民改工作队材料组干部的日常工作之外，厂内暗中设有保卫小组（由若干不露身份的材料员组成）对一些问题严重的人物进行重点追踪，同时也关注一般“落后群众”的动态。在调查时，材料员可另行联系若干名积极分子协助其工作，③继而由这些最基层的积极分子通过漫谈等方式在工人中发掘未被掌握的隐情。为提高效率，每个积极分子可能会小包干一定数量的谈话对象，④再由组织组干部根据他们每日的工作表现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发展新党员作参考之用。⑤与完善职工政治档案工作同①有关“五反”运动与民改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说明。从笔者目前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首先二者在初衷上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不论是较激进的“五反”运动，还是较和缓的民改运动，二者恰体现了中共执政初期对资产阶级既要改造又要合作的既定政策。②“民主改革委员会”，一般由党、工会、团、公安分局、资方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