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生存调查：银行业下一个风险点

在我国的金融体系里，最被忽视的农信系统，近期接连爆出重磅新闻。最近的，山西省长治漳泽农商行打员工屁股、给员工剃“阴阳头”的内训视频，引来社会广泛质疑与谴责。《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山西省长治县调查发现，奇葩的内训方式在当地并非个案。为了业绩突破，不惜挑战“体罚”职工的底线，从侧面反映出农商行的经营困境。此前，则有银行间市场的“同业户”乱象。在今年年初银行间票据市场爆发的几起大案中，都出现了农商行的影子。“在票据圈内，最有效的一种‘玩法’是一些小型农商行或农信社被票据中介‘包养’，而票据中介则给同业户开很高的报酬。”一直以来，农信系统中的农商行、农信社由于底子薄、风控能力差，是银行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在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农信社、农商行遇到的问题也远超其他商业银行。“正存款难增、贷款难放、风险难控、效益难提，是农商行面临的实际困境,同时监管政策变化、金融创新加快、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交互作用,给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王子忠在《中国金融》上撰文称。当资产质量、股权结构、人才梯队、客户结构等均处于劣势的农商行遇到当前经济“L型”增长时，其生存状况堪忧，或将成为银行业下一个爆发的风险点。资产质量堪忧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060亿元，不良贷款率2.56%，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大型商业银行(1.72%)、股份制银行(1.61%)和城商行(1.46%)。从不良贷款数据来看，一是不良资产质量普遍较差，不良率上升厉害，吃掉多年的拨备及利润;二是农商行依然面临资产荒，资产业务发展缓慢。尽管截至一季度末，农商行的不良率已经高达2.56%，高于大型商业银行0.84个百分点，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一不良率并不均衡。中国农信系统里，农商行与农信社资产质量好坏参半，资产质量、经营状况存在参差不齐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东部规模大，中部较弱，西部最弱。就资产质量而言，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农信系统比较糟糕。与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的逻辑不同，农信系统中的农商行与农信社似乎存在“先天不足”的劣势，特别是尚未改制农商行的农信社，历史上形成的不良包袱沉重，而农信社也无法核销。以西部地区一家资产质量只有17亿元的农商行为例，2015年该农信社不良率已经达到7.86%。由于资产质量太差，一直不符合改制农商行的要求。该农信社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历史上的不良贷款，已经无法用市场化处置不良贷款的核销手段处理，只能作为基数算入农信社总的不良率中。“我们农信社这几年不良率很高，加上这些历史包袱，不良率就更高了。”他无奈的说。不良贷款核销对于上述农信社化解历史不良贷款而言也无从发力。上述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历史上的不良包袱，大部分贷款不符合核销要求。“一笔贷款谁贷出去的都不知道，一个皮包公司名字只改动一个字，就出现了三笔贷款。”历史“不良”包袱等于一个基数，推高了当地农信社的不良率。按照当地监管要求，农信社历史遗留的“不良”包袱需要与之后经营中产生的不良贷款合并统计。“监管部门看重资产质量水平，并不会过问不良形成的原因。但有些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贷款企业已经不存在了，无从清收。”该农信社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地银监局每年都会向该农信社要求提交关于提升资产质量的方案，但监管机构也知道农信系统的“不良”历史包袱顽疾难治。“当我们说出高于7%的不良数据时，监管领导也并不会很惊讶，他们觉得这个数字‘还可以’。”上述农信社内部人士称。即便是农信社改制后的农商行，这个历史包袱依然存在，并持续困扰银行发展。在北京农商行2015年业绩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及该行的上市计划时，北京农商行行长张健华回答称，北京农商行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成为银行上市的主要阻碍，具体面临历史股东清理、确权以及农村土地、房产资产等清理难题。“不良”为何居高不下除了历史遗留包袱，对农信系统资产质量影响较大的因素还有近年来持续下行的实体经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西部省份了解到，由于近两年来虫草价格跌价严重，当地做虫草生意的农户贷款成为农商行不良的重灾区。此外，牛毛羊毛等农产品前两年可以卖出80多元的价格，现在售价不足8元，价格暴跌的离谱。但在南方省份，湖南麻阳农商行董事长对本报记者表示，该地区由于小微贷款少，受到实体经济环境影响较小。传统产业中，由于近年煤炭、钢铁、钢材、水泥等现货价格下跌趋势明显，在西部地区传统建材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一位农信社内部人士称，辖内八个地区仅宁夏市农商行不良率低于1%，其余县内农信社不良率都在7%以上。此外，餐饮行业在当地成为与虫草行业并驾齐驱的“高危”行业。而在更多时候，农商行与农信社即便面对并不看好的行业，也无法理直气壮的说“不”，缩紧信贷意味着挑战当地固有观念。“在当地形成的固有观念是，今年贷款的企业或农户按期归还，明年理所应当继续贷款;如果贷款还上，新的一年却不给贷款，贷款客户就会反映到省联社，省联社则会责令农信社发放贷款。”上述农信社内部人士称。为规避不良风险，农商行与农信社贷款时将重心放在抵押贷款上。“贷大不贷小，贷城不贷乡。”这本是批评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流行语，但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城里抵押贷款更安全。在宁夏，作为当地唯一一家农村金融机构宁夏农商行，去年不良率不到1%。原因是宁夏农商行身处市区，贷款客户有大面积房产可用于抵押贷款，出现问题可以将房产拍卖，“最起码不亏本”该行人士称。但与县城仅几公里之隔的县区农信社却情况迥然，不良率均超过7%，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缺乏功能完善的担保基金，信贷形式极为单一，绝大部分贷款是信用贷款、担保贷款，有抵押的贷款非常少。本报记者实地调查中发现，目前国务院正在推开的“两权”抵押贷款进展缓慢。“两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住房财产权，部分试点地区面临土地零碎化整合，确权颁证，土地流转拍卖等诸多问题。这距离金融机构期待的抵押贷款还有很大差距。息差收窄利润增速急剧下滑2015年，中国金融改革加速。去年10月24日，商业银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利率市场化完成临门一脚。而2015年央行的五次降准降息也对传统业务占比较大的农信系统带来巨大冲击。农信系统的金融机构，传统存贷业务占比较高。以湖南麻阳农商行为例，该行90%的业务是传统存贷业务，只有10%是同业业务与其他业务;而在西部地区的农信社，几乎百分之百做农户存贷款业务。在利率市场化下，各银行类金融机构净息差收窄明显，以麻阳农商行来为例，利率市场化对其90%存贷业务的直接影响是，2014年净利润增速从20%下滑到2015年的5%，下降15个百分点。而农信社更不例外。上述17亿元资产规模的宁夏某农信社去年净利润只有800多万元。在2016年的国家精准扶贫、推进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调整后，该农信社贷款利率从原来的8%~9%下降至4.75%。息差严重收窄，随之，传统业务的利润“缩水”一半。该农信社相关负责人预计，今年净利润可能达不到去年水平。此外，由于不良率高企，需要大面积计提拨备，这将进一步吞噬利润。“体量大点的农商行，中间业务或许是其‘救命稻草’，但对于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自身定位。”广东省英德农信社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懂法懂金融的人才稀缺“爸爸在信用社，儿子就在信用社。”这是农信系统较为流行的一句话。在上述西部农信社，2010年该社才开始招第一批大学生，168人的团队，虽然管理层每个人都有本科文凭，但到了基层很多员工只有高中、初中文凭。“具体反应在风险管控方面，对金融了解非常不够。”该农信社一位内部人士人说。目前在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中，大型商业银行从总行到分行再到支行，整体风险管控已经形成完善的系统，基于这一系统，产品创新风险较低。但农信社是地方法人单位，很多产品由自己制定方案，在一些类别的贷款产品设计上，金融素养及员工能力直接决定创新产品的风险水平。在上述拥有17个网点的农信社中，风控团队仅有3人。而这样一个团队，却要承担诸如设计扶贫搬迁贷款的重任。此外，地方银监局对具体贷款产品并没有明确要求，只有涉及利率调整时才需上报地方人行。“目前风险部缺少懂法律的人，什么时间应该起诉?农信社自己都不知道，很多贷款错过了最佳的起诉时间。”上述农信社内部人士说。为了留住人才，大部分农信社采取向员工出售股权。上述农信社5000万元的股金中，职工占比3000多万，“在农信社不入股不合适，而职工持股比例也与职位和工龄有关。”上述农信社内部人士说。他告诉本报记者，自己2012年入职该农信社，入了16万元的股。“16万的股只有在成立农商行的时候才会根据资产状况配股，出现溢价情况才会涨价，目前只能转手给本社职工，只能期盼自己的农信社经营好点，万一好了，经过改制成农商行，股本就能溢价，赚一笔钱。”但本报记者了解到，该农信社分红较少，股份在职工之间也需求不多。完！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