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1历史的选择－读《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作者为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本书实际上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选集，主要论述国际、国内形势对1956－1957年中国政策走向的影响。提出并试图回答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期大林的覆辙？作者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描述了一系列历史进程，并进行了分析。现将该书讲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部分观点摘录整理如下。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建国之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反省的。但接下去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但知识界的空气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2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显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开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是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二是解决知识分子使用不当问题；三是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四是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政策调整没有反思和总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过火现象，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关心的肃反问题，也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问题，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认为此次政策调整是不彻底的。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是迫不得已，或者说是带有深厚的功利色彩的。当然也没有得到全体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真正拥护。并且，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对知识分子政策立即回到1955年，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而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把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由此可见，解放后虽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几经调整，但政策上并没有从深远层次考虑知识分子对中国建设历程的影3响，也很难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强大作用。二、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可以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但由苏联自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莫斯科新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在准备苏共二十大的过程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所以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的定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于是国家案例机关积极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随着调查的深入，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其结果骇人听闻。苏共二十大主席团讨论通过，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起初报告的范围是控制在出席会议的党代表内，但最终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至最后引火烧身。毛泽东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4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各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并且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倾向，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但却对个人崇拜问题也有不满。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到“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根据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中共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及1958年上半年的种种合作情况来看，中苏关系在二十大后仍处于“蜜月”时期。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也恰恰是因为如此，才最终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三、开门整风和反右运动“波匈事件”使得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企图鼓动和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最后一天5的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还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还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试图用“两类矛盾”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语言，解释国内发生的种种问题，并给执政党提供指导性方针。这次讲话实际上党内整风的动员会。紧接着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但会议后，对他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下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兴奋异常”，认为“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光明日报》总统储安平看到讲话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6中央转发。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都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但在党内，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研究一下，有些人仍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些党的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责，是不公平”。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提前进行“开门整风”，并拿《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面前丢脸。195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5月1日，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声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运动开始后，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改进建议，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论调，7远远超出执政党容忍的底限。于是形势急转，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自此，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陆续开始，党内、党外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渐渐消失。《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从全新的角度，分析点评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没有给出明晰的观点，留下令人思考的空间。如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者，以他诗人般的豪迈情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许多创造性的做法仍旧值得各国执政党借鉴。同时，也使得人们不停思索，一个国家、民族、政党，是由伟大的杰出人才来统治，还是由一套无法做到万无一失的制度来制衡，哪一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