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摘要：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在把握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实质内涵和根本特征的基础上，剖析这一变化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有助于实施正确的对外战略方针。关键字：中国；世界；相互关系；命运相连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变化意义的时代，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国家建设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筹划将具有愈来愈迫切的意义[1]。1.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外交是全球最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从新中国外交60年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一大参照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中国外交“初级阶段”。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在建国初期立即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方针。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成为对峙的双方。随之，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朝着更加“左倾”的方向演化，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的基本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时期的稳健平和方针。必须看到，总体上逐渐偏向“左倾”的毛泽东时代，在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中国外交的钟摆再次强劲回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和作用仍然相当边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总体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2]。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二大参照系。鉴于邓小平的总设计师作用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把这一时期称为“邓小平时代”，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简称为“改革开放年代”。与头一个30年相比，邓小平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所有领域、所有工作完全转向服务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着眼于综合国力提升，一切不适合这一重心的体制和观念都在进行改革，对外开放，尤其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借鉴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邓小平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判断：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让世界感受到逐渐壮大的实力与潜能，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与新貌的大国气象，以及中国公众深入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好认知中国的愿望。即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与敌意的国家，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中国的声音，无法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全球或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中国在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拉动力量，由一个地区性强国走向有全球意识和责任及影响的大国。从外交角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过程，中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一个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与“利益攸关方”。可以说，在21世纪初，由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现实、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加上一批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越来越向一个富有动感的、充满变化可能性的格局演变[3]。2.中国同世界关系产生的新问题当代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一现实，使我国和平发展处于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随着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国际矛盾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和新动向。其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影响扩大，面临某些既得利益国家对我遏制的压力。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中国被公认为是最具这种潜质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主导权的国家，总是不甘心同崛起中的大国分享这一权力，因而矛盾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变化后必须面对的所谓“崛起困境”的难题。美日以及欧盟等国际体系中的强势力量对中国的崛起如芒在背，企图竭力给我国发展设置障碍，致使“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在西方前波未平后波又起。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也心存疑虑，担忧中国“变脸”，搞霸权主义。树立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积极推进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战略互动，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4]。其二，在现行国际体系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任重而道远。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而规则总是有利于规则的制订者。中国加入WTO后，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不合理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有些规则成为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贸发展的桎梏，中国理所当然要行使合法权利，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更符合自己期望的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显然，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维护现行国际规则的有效性，修改不利于我及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并争得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仅要靠实力为后盾，而且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其三，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但又需防范落入“陷阱”。在国际社会中，中国认同做“负责任的国家”，这是对世界的承诺。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绝不是在国际定位上刻意保持低姿态，我国的实际国力和战略能力与国际上的认识以及对我们的期望值之间是有差距的。“承担国际责任是中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如果国外对我们抱有过高的期望值,就会超出我们实际能做到的事情”。然而，世界上某些国家故意“误读”中国的身份，抬高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要求日益增多且苛刻，甚至要中国承担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内在玄机不言自明。其四，避免对国外的“过度依赖”，规避国际风险，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与他国、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趋向增强。这种相互依赖有利于促进各国互惠共赢，但如果一国对外依赖超出合理的限度，导致“过度依赖”，将会造成严峻的后果。例如，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80%，给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埋下了隐患。此外，随着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金融风险、市场风险等外部压力，尤其是政治风险压力，不可掉以轻心[5]。3.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当代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现实，为维护有利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出了具有首创性的国际战略新理念，并由此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战略方针和政策。第一，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当今世界，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动摇立国之本，在国际上只能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根本不可能赢得大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大战略意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强调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综观世界发展史，所有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无例外地都是在世界范围扩张、掠夺和争夺的过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竭力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歪曲为西方大国的崛起道路，蛊惑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的形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绝不会重蹈西方大国崛起引发冲突和战争的覆辙，中国的发展不会伴随扩张、掠夺和争夺，而是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新路；中国的发展强大，既不会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也不会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绝不会损人利己。我们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国际经济、贸易、能源、环境等问题，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第三，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1世纪人类面临着众多具有整体利益的问题和生死相依的共同命运，“这就迫切需要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量，逐步确立全球意识,构建全人类利益优先的意识”。中国要成为有影响的大国，必须增强软实力，向世界贡献完善国际体系的新价值观，与世界建立具有认同性的价值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并重申“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第四，强调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中国目前参与国际体系互动还很不够，如在不少领域，中国尚未参与，更谈不上主导。因此,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多边事务，在国际合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对现行国际秩序偏向发达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中国应努力通过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寻求共同发展的新途径。第五，强调以社会主义大国的气度和战略眼光，广交朋友，全面发展对外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有利于我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我国的对外政策主张与各国人民的进步意愿结合起来,为实现人类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6]。参考文献[1]汤光鸿.从“闭关自守”到“命运相连”——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2(25):48-51.[2]李丹.从“面向世界”到“构建和谐世界——对外开放30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45-50.[3]唐彦林.和谐世界视角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与战略新选择.东南亚纵横.2009,1:69-73.[4]朱凯兵.论当代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1(24):68-72.[5]苏长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8:4-19,156.[6]王逸舟.融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