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川大演讲全文(中文

四川大学中国成都上午10:40(当地时间)副总统：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掌声）校长先生，谢谢你的亲切介绍。我曾多年担任美国参议员，在美国参议院，我们如果想提出个人看法，会采取一种表述方式，我们会说，请允许我提出一个个人特权问题（apointofpersonalprivilege）。我想向你们介绍我带来的两位家人，我的儿媳凯瑟琳∙拜登（KathleenBiden）和我的孙女内奥米∙拜登（NaomiBiden）。你们两个人请起立。（掌声）如果说内奥米把我带到这里来，也许更恰当，因为她说中文已达到初级水平，她学了五年中文，我一路上都听她的。我想再次向你们表示十分感谢。我在北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天，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交谈。我非常高兴首次前来中国西部访问。这个地区在贵国可引以为骄傲的历史上发挥了很了不起的作用，今天已成为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先锋。两年前，四川省遭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你们在危机时刻同心同德、相互帮助的精神鼓舞了美国人民。我坐车经过成都各地时，感到万分惊讶，晚些时候，在我演讲完后，我还要去省里的其他地方参观——你们的重建和恢复如此迅速，实在令我惊叹。简而言之，成都人民，你们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你们的殷勤好客更令人感动。我再次对你们的热情好客表示深切的感谢。来到大学校园，我感到很激动。我还要感谢接待我们的校方，在贵校的校友中有一些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包括朱德和巴金，一位是文学巨匠；另一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元老。今天，我也非常高兴有——他已被介绍过了——我们的大使，我们的新任大使骆家辉（GaryLocke）在场。他的祖父在19世纪90年代从广东来到美国，通过帮佣换取上英文课的机会。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经过两代人，他的孙子骆家辉曾担任他所在的华盛顿州的州长、美国商务部长，现在又来到我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之一担任使团负责人。我与你们分享他的经历，并不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而是因为这是美国的独特之处。虽然并非外来移民的每一个子女或后代都能像骆家辉那样到达社会的顶层，但美国始终促使所有寻求移民美国的人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30多年前的1979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参议员，当时曾随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一个国会领导人访华代表团首次前来中国访问。我们同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开展了几天的公务活动。当时的中国与今天大不相同，但对我来说已经绝对明确的是，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的大变革的最前沿。当时，变革刚刚开始。根据我最初了解到的四川的情况，当时将开始一个把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改造成世界经济的一个引擎，并使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进程——当时，我已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第一次访华时，美国正在开展一场类似今天正在进行的有关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辩论。让我明确表示——让我明确说明这一点：我在1979年相信并这么说过，我现在仍然相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如此，对美国和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中国的崛起将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一个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新伙伴。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和我就职时，我们将与中国的关系当作一项优先要务。我们决心使美中关系沿着稳定、可持续的轨道前进，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自那时以来，我们两国的元首已举行过九次会晤，包括分别对北京和华盛顿非常成功的国事访问和多次通话。凭我过去35年搞外交政策的经验，我认为高层决策者之间的讨论以及由此发展的个人关系是建立合作的关键。它们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它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让我们能够明确我们的利益，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并且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世界，避免往往会导致不信任的沟通失误和误解。抱着这个目标，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发展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展开了60多项专题对话，讨论事关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我可以说也事关整个世界。我们所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是一个主要论坛，它汇集了来自两国政府各部门的决策者，讨论从贸易壁垒到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一开始也立即认识到更直接解决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在5月我们共同启动了第一个战略安全对话（StrategicSecurityDialogue)，一个为文职和军方领导人讨论敏感议题的新渠道，包括网络和海上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也必须一道努力，互相了解——不仅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有我们的军方领导人——马伦（Mullen)海军上将和陈炳德将军在最近的交流会上已开始这样做。事实是，中国和美国面临许多同样的威胁，并具有许多相同的目标和责任。但是，因为我们有时从不同角度看待威胁——即中国和美国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威胁——或者我们喜欢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我们所认为的共同威胁，我们的将军应该互相通话，和我们的外交官一道，并且像我们的外交官那样经常进行。和中国一样，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上都有重大利益。我期待着在此行中访问另外两个亚洲国家。我离开中国后将去蒙古，然后到日本。美国——我知道这偶尔会导致一些困惑——但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将继续是一个特定的大国——太平洋大国。在过去60年里，在保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上，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多。我谨要指出，这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使中国能够把重点放在国内发展，受益于不断扩大的市场。美国对这一关键地区的重视在未来的岁月里只会增长，因为亚洲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奥巴马总统作为总统第一次访问亚洲时在东京所说，我援引他的话：“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发源于大西洋沿岸的一系列港口和城市，但我们世世代代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和美国并没有被太平洋阻断，而是被太平洋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了这场对话，即关于诸多问题的亚太对话（Asia-PacificDialogue)——扩大在我们双方生活和运作的这个地区的合作。让我再举一个我们安全合作的例子。美国和中国也进行国际的——与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对抗核武器、核材料和技术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即所谓的防扩散。与46个其他世界领导人一道，我们荣幸地请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和我一起出席了去年4月举行的核安全峰会（NuclearSecuritySummit），我们两国正在就一个示范中心进行合作，为中国提供核安全。在本周与习近平副主席的讨论中，我表示，我们必须加深对世界上两个主要的核扩散挑战的对话：北韩和伊朗。我知道，中国和我们一样担心，但你们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重视——美国的重视是如此强烈。原因很清楚：如果有了配备核武器的远程导弹，北韩和伊朗将对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安全构成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这将是对存在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与中国和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这也是为什么随着伊朗政府继续其非法的核计划，我们与诸多合作伙伴和国际机构合作，对伊朗实施它所面临的最严厉的制裁。如果不以高度的警觉采取这些制裁，伊朗将会逃避其行动的后果，外交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其实施核计划。因此，我们将继续期待中国通过言词和行动向伊朗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号，敦促伊朗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美中两国还面临着许多其他共同的安全挑战。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苏丹--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讨论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推进我们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是迎接这些挑战的最可靠的途径。经济问题无疑是我们两国日益加强合作特别强调的重点。我们正携手努力促进强劲、可持续且平衡的经济增长并推行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我们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正在两国间双向迅速发展，为两国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我们常听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但去年美国国内公司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1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维持了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希望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日益认识到，促进这一交流符合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一个更繁荣的中国将意味着对美国制造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意味着美国国内就业机会增多。因此，我们希望你们繁荣，这不是因为出于某种崇高的目的；中国继续繁荣，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每一天都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随着投资和商务日益密切，你们所做的关系到我们，关系到美国人民。我们所做的关系到你们，关系到中国人民。简言之，我们任何一方的成功，对彼此利益攸关。美国的财政政策保持在长期可持续的轨道上，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中国、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中国经济按第12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向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需求转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曾对我所说，这个五年计划将要求他们采取一些措施，其中包括继续努力实现更灵活的汇率。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目前全球经济动荡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共同采取艰难但必要的措施，并与我们的20国集团伙伴一道，继续维持全球复苏，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我们作为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动机，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年5月，我在华盛顿每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开幕式上表示，“就全世界大部分的紧迫挑战而言，如果没有美中两国参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即便是在我们合作之际，美中两国仍还将相互竞争，竞争是有益的。我们将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领域进行竞争。这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一大特点。这也是人类的本性，通过互相观察了解如何适应形势，争取最好的成绩，这对我们双方都很有益。真正的竞争促使公司，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人民更趋完善。我们应该放弃零和游戏的错误理念，不能认为一国取得的一切成就意味着另一国的损失。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毫无疑问，美国不但欢迎这种良性竞争，而且竞争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体制根本结构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可能有点偏向，但我对美国人民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竞争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但要使这种竞争给我们双方都带来利益，竞争就必须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进行，要有明确的、对所有国家都公平与一视同仁的规则。虽然美国和中国正在努力争取达到这点，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对方国家里从事商务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次行程中承认美国应采取措施，使中国商务人员能够更方便地获得赴美国旅行签证。签证花费时间太长。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虽然我们还在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刚一就职便下令，几十年来第一次下令——我们正在进行我国出口管制制度的总体改革。我们已经向中国开放了旨在完全用于民用目的的数千种过去不允许出口的新产品，其中有些需获得许可证，有些则不需要。还有成千上万种更多的产品很快将获得出口许可。这是我们出口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对美国某些人的意见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出口那一类技术——供中国民用。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正在改革。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情况令我们不安：美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许多行业中被禁止拥有自己的独资公司和独资分公司；在另一些行业，在其他行业完全被排斥在竞争之外；还有一些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不曾强加于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范围如此之广的种种限制。正因为如此，我们积极要求中国官员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欢迎中国国务院最近的保护知识产权运动，这是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作出的一项承诺，他在履行这一承诺。但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加强和延伸。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m)的统计，美国企业因盗版商品和服务每年损失480亿美元和数万个工作岗位。这些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美国和美国工人、美国公司，而且我认为也有利于中国的公司企业，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力争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你们在这所优异的大学求学。保护知识产权十分符合你们的利益，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未来的艺术家、未来的娱乐界人员、未来的发明家，将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市场。但如果那一切可以廉价地获取和剽窃，凭什么还会有人向你们购买同样的服务呢？美国对全球安全，自由贸易和经济上公平的关注是长期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国际体系，它促进和平与稳定，使所有国家有机会分享全球繁荣，并制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