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与角色

1“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与角色刘轶摘要：“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面临巨大机遇，同时也受到既有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策略的巨大转型对上海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可在“一个目标，三大支柱，四种典范”的框架中来设想。同时，基于实际发展的角色定位，上海可以将它的发展重点和未来特色放在“文化创意及时尚娱乐中心”之上。这种考虑不但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而且可以使上海在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上、在众多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中获得错位竞争的优势。关键词：上海后世博文化发展策略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创意及时尚娱乐中心一“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作为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后世博”固然直接与“世博”相关，然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后世博”（亦即2010年之后）也意味着上海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后世博”的上海应当是以“世博”为起点的长期战略时间，而非一个权宜性的时间策略。基于此，“后世博”上海文化的发展战略，并非“世博会”的简单“后续发展”，而是“世博会”后的“全新发展”。上海文化要达到这样的发展态势，必须要看到目前已有的优势和不足，才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扬长避短，造就自己文化上的新辉煌。（一）“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就有利条件而言，近年来上海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文化发展已取得较大进步，正朝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前进。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其一，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开始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和谐社会的文明风气。其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成型。基本完成了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城市景观雕塑、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等为主体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逐步实施了市民文化信息、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共享工程，市民人均拥有文化基础设施的数量和享受文化服务的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2其三，文化事业不断稳步发展。“精品工程”取得良好效果，推出了一批展示时代风貌、上海特点、国家水准的文艺精品，推出了一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其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的地位开始逐步确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２００８年上海文化产业继续保持上扬态势，全年实现总产出3304.8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１％，实现增加值７８０.１１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１１％，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５７％，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５％①。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多种经济成分和混合型文化市场主体基本成形，有利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长期稳定发展的促进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基本建立。其五，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特点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逐步成熟；科学统筹全社会文化发展资源的能力不断加强，调动全社会文化发展积极性的水平不断提升；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重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完善良好的用人机制和创作环境。（二）“后世博”制约上海文化发展的各类因素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与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相比、与国家对上海提出的高标准相比、与上海未来的发展要求相比，尤其是与“后世博”进行更高层面的文化发展需求相比，上海还有着诸多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地方。这种不足集中体现在文化发展的几对现实矛盾之上。１．制作能力强，原创能力弱在文化发展上，上海近年来一个较为明显的不足在于原创能力的缺失。上海擅长于将别人的文化样式更加完美地体现，而缺乏自身的独创性；上海往往不是文化原创之地，而是利用别人的原创进行更为精美、壮观的深化制作。另外一个现象则是，一些文化品牌和项目创意往往发源于外地（国），而在上海成功地运作和打响品牌。这一矛盾导致上海易于成为一个文化集市，而不是充满生气、不断提升的文化中心。２．知晓率高，号召力小3在文化发展中，由于前一对矛盾而引发的另一个现象是，上海文化在全国往往较为有名，知晓率高，然而辐射力、号召力却较小。换而言之，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却未必具有让人学习和响应的力量。在文化号召力上，尤其在某些文化品牌的号召力上，上海比国内很多地方要弱。３．活动项目多，一流品牌少上海在文化发展中，近年来有不少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文化活动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有近３０项①，但这些项目中能在国际上跻身一流品牌的却不多。无论是综合性项目还是单项性项目，上海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除了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少数几个品牌外，其余均无法跨入国际知名文化品牌的行列。故而有关机构认为，上海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既无强势的文化品牌，也无强势的文化服务品牌”。４．政府主导多，民间自发少在近年来的文化发展中，上海在对文化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层公共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公共文化体系的推广等方面有较多的投入和重视，但在大型的、非公益性的文化项目和设施上，还主要由政府投入、国有资本主导，这种状况使得文化机构和文化市场缺乏应有的竞争动力，导致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活力的不足。目前，上海与国际公认的文化大都市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除了现实的客观因素，还有历史人文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从文化底蕴来讲，上海虽然有文化特色，但欠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内涵。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市民相比，市民缺乏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学者认为，上海是一个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相容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地带，然而应该看到，上海要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倘若不进行文化积累，不扩充文化内涵，不提高文化修养，将难以再续繁荣。①其二，从历史渊源来讲，上海文化中有着“重商崇洋”的风格，不易于推广和拓展较高层次的经典文化内容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内容。从开埠以来，上海具有重商轻文的传统，过于强调对物质的追求，社会风气易于浮躁和急功近利，因此不能对高雅、经典、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等文化传统有足够的认识和尊重。②目前这种状况虽有较大改变，但其负面影响依旧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文化发展的结构不够稳定，具体表现为文化名人不够多、文化成果还有限、文化设4施不足、文化氛围不浓等等。其三，从文化形象来讲，上海的文化形象较为单薄，急需朝着更丰富、深层次的方向发展。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上海的文化仍主要是商业味很浓的市场文化，如流行歌曲、流行电影、娱乐节目等，少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精品。与巴黎、伦敦等国外城市和北京、西安等国内城市相比，上海给人肤浅、缺乏品味的印象。因此，上海要提升自己的文化形象，仅有出色的商业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公益文化等诸多方面加强研究，大力挖掘，积极推广，使得上海的文化形象得以全新的重塑。另外，从实际的运作来看，上海的文化发展还有着如下一些局限：观念局限。一是对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价值、地位有着较为严重的误解和忽视现象，对城市的文化发展方向缺乏战略上的明确定位。二是管理和发展文化的思想观念陈旧，不利于形成开放活跃的文化交流环境以及建立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地位。体制局限。一是政策法规不到位，无法形成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自我调节的良性循环的文化交流环境和交流渠道。二是陈旧的行政管理方式，妨碍了文化交流主体自主意识和开拓创新能力的培养。三是各行业条块分隔严重，缺乏有效合作，在交流市场上不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人才局限。一是缺乏外向、复合、经营性的文化经纪人才。二是缺乏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的出色的首席执行官。三是缺乏文化产品的原创人才。①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等大都市的文化发展也存在这些共同的局限性。例如，北京市有关部门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认为，“首都文化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第一，文化观念亟待改变。一是文化视野狭窄，没有形成大文化的观念。长期以来，首都文化单位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战的状态之中，没有形成合力，首都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二是没有树立起全新的文化经济观念。……但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停留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阶段，对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第二，文化发展缺乏综合规划。……第三，文化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一是文化管理部门分的过细，与文化发展的综合化方向不一致。二是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重复与职责不清的问题。三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文化管办不分的局面仍没有彻底改变。四是缺乏与中央相关部门协调的机制。……第四，文化生产经营的微观运行机制不灵。一是文化领5域市场机制运用还很不充分。二是企事业单位的微观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文化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还没有形成。……第五，文化政策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一是文化立法滞后，一些政策法规长期缺项。二是一些政策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亟须清理和修订。三是缺乏鼓励和扶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没有形成全社会支持关心文化发展的大的社会环境。”①显然，这些局限不仅仅在上海存在，而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共同的文化发展局限。由于固有的文化历史资源与现有体制机制、发展目标之间需要磨合和交融，这些局限或许在一定时间内难以避免。二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转型及其对“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启示“后世博”上海文化的发展战略，必须要将自身的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全球化的背景结合起来。唯有如此，上海文化在“后世博”的发展中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空间和独有的特色。因此，对国际上文化大都市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趋势进行一个分析和比较，对上海今后的文化发展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一）“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厘定由于国际性／化都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是一个外延较为宽泛的学术用语，目前尚未形成公认的严格定义，因此对于“国际文化大都市”也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与范畴。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众多的指标、约定俗成以及共识中来认定国际文化大都市。如彼得·霍尔认为的“世界城市”的七条标准，一是世界城市一般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各类政府机构所在地，有时还是国际权威组织的所在地；二是国际贸易中心，是一个国家的港口、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枢纽，是大型国际机场所在地；三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四是各类专业人才集聚的中心，有众多的大学、大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研究机构；五是信息汇聚和传播的地方，有发达的出版业、新闻业及广播、电视网总部；六是有大量人口，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七是娱乐业成为主要产业部门。②再如，有人认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应具有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一是媒体较为发达。如报纸（日报6类），纽约发行１５２０种，东京１２２种，巴黎１１７种。二是具有覆盖广泛、数量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并成为重要的都市旅游资源。三是具有明显的教育、文化、科技产业优势”。如纽约作为美国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拥有１００家大专院校，７８８个研究机构。同时，国际文化大都市还具有良好的人居生活环境、市民素质等软指标。如美国杂志《幸福》周刊评选出２０世纪的世界１０座最佳都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旧金山、上海、亚特兰大、多伦多），这１０座都市中除了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机构等因素，几乎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格。①同时，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有人认为在建设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宏观的市政建设，除了中心商业区，国际大都市一定有专门的文化区……其次要看遍布全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第三是艺术经费的政策倾斜”。②全球化的语境使得中国的城市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以此为标准的领域划分之中。例如近年来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讨论、上海世博会及其以后的发展设想等等，其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各种观念，也都发源于建立在西方标准之上的“国际大都市”研究。所以有反思者认为，“与以往的国际关系主要集中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不同，以大都市为主角的‘城际关系’逐渐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在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