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阮云星（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浙江杭州310028）摘要：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对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关键词：宗族风土；义序宗族；观念系谱；近世；历史人类学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前言本文尝试论述以下三个问题：1）梳理勾勒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2）简论包括义序宗族在内的近世宗族1的内涵及其在整个中国宗族历史中的位相；3）阐述本文采用的研究视角，亦即作者的历史人类学理解和在本文中的运用。在这三项内容中，项一是主要内容2，在本文的正文中论述。项二也可以说是对项一与笔者提起的“宗族风土论”假说之关系的简要说明，在本文的“结语·讨论”中阐述。在“前言”中，笔者先对项三，即本文的研究视角作一个简单的交待。国内学界的历史人类学“讨论”数年前有个小高潮，对历史人类学大致有“方法说”和“学科说”两种理解3。笔者对此问题缺少专深的研究，总体上的感悟有二：历史学和人1“近世”指称宋至清的历史时期。吕思勉早年就有“聚居之风，古代北胜于南，近世南胜于北”一说，该处的“近世”即为宋以后的王朝历史时期（转引自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日本近现代东洋史研究中宋至清的历史时期已通常使用“近世”来指称，它肇始于京都学派的历史分期说，参见宫崎市定：《東洋的近世》（礪波護编），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版。本文用“近世宗族”指称宋至清时期的宗族。2拙著《中国の宗族と政治文化－現代「義序」郷村の政治人類学的考察－》（創文社，2005年版）第一章，义序宗族形成史部分的译稿。3世纪之交，国内人类学、历史学界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比较集中，仅以笔者的有限披览择要提示如下：1999年王铭铭出版了《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用其理解的历史人类学解读泉州的历史。2000年初版的《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有专章论述历史人类学，该章由主编庄孔韶和另一位作者王甘合撰，两位作者归纳了“意义的历史”、“透过文化镜头的历史阅读法”等历史人类学的诸原则。2001年历史学博士蓝达居发表“历史人类学简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23卷第1期）。2003年初，胡鸿保和陆煜发表“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4卷第2期）。此后，随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期刊《历史人类学学刊》的创刊，该“讨论”进入高潮。2003年4月出版的创刊号登载张小军的“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一文引起反响。随后，台湾学者黄应贵于2004年l0月发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2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同时，这期间常建华发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的长篇论文（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2年卷，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与文化丛书》推出《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分别由蓝达居、赵丙祥、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等译校的《文化与实践理性》（2002[1976]）、《“土著”如何思考》（2003[1995]）、《历史之岛（内收“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2003[1985]）诸译著先后出版，进而促使了当时历史人类学热潮的形成。这次讨论中所见的历史人类学理解，大致有“方法1类学的相互转向或曰方法借用，和以萨林斯提出“文化界定历史”为标志的所谓学科的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或许可以看成是世界近现代学术史中，反思“宏大叙事”和学术/科学的人文化取向在历史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之表达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方法借用的所谓“方法论”色彩较浓，后一阶段则同时呈现出一定的“学科”性，换言之，后一阶段逐渐呈现出催生新的交叉学科或曰各自学科中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下位学科形成的征兆或局面，这是其一；其二，与此相关，即与上述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及其各自特质相关的，谅是后一阶段更加体现出人类知识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后实证主义的确立以至诠释学知识论兴起所产生的影响4。就本文而言，如下述主要内容所示，此前笔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和操作，大致相当于上述方法互借阶段的素朴营为；然而，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尤其研究在总体上的“宗族风土论”追求，也许正暗合了且直觉质朴地诠释着“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准确地说，本文是一篇还在进行中的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前篇；当然，这一学术心路历程“一段风景”的“历史”文本5，在多大程度上诠释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还要留待读者们的判定和时间的淘濯。以下进入这样一个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历史”文本。***宋以后，宗族趋于士绅·民间化，然而，宗族固有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仍旧是这种关系和组织的显著特征。注重近世宗族的这种特征，有的中国学者将明清、民国时期的宗族称为“乡族”，有的学者称之为“宗族乡村”；而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英语圈人类学文献中，类似的表示法有“locallineage”,通常也用“Chineselineage”，或直接用“lineage”来表示近世宗族。6宗族的士绅·民间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在家族·宗族的具体组织形态上，地域性的差异，即大规模的地域宗族组织主要出现在中国东南部这一情形也被人们所认识。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认为，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可以用中国东南部的“稻作——剩余”和“边境条件”等的因素来说明；而晚近关于宋以后福建宗族的研究成果则进一步指出了若干具体的地理、历史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因。7说”和“学科说”两种，或许可以推举《历史人类学学刊》上先后发表的张小军和黄应贵的论文为各自认识的代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学界同仁们关于历史人类学理解的“讨论”还在继续，而开始于1980年代的运用历史人类学（或曰史学人类学化和人类学历史化）的研究实践业已同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详见常建华2003）。4与此问题相关的笔者的研究，可参阅，拙文“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总第132期）。5这里所谓“‘历史’文本”意指时间上“已具有类似学术史的意义”（借用朱凤翰表述。参见，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8页。附言：该书堪称新近运用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先秦历史的杰作），故宜以本来面目呈现之文本之意。6“乡族”为傅衣凌等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者常用的术语。“宗族乡村”是林耀华提起的概念。可分别参阅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1935]，第1页。英文表示法（lineage）参阅MauriceFreedman,1958,LineageOrganizationinSoutheasternChina,TheAthlonePress;1966,ChineseLineageandSociety:FukienandKwangtung,TheAthlonePress;PatriciaBuckleyEbreyandJamesL.Watsoneds,1986,KinshipOrganizationinLateImperialChina:1000-1940,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p.1-15.此外，“localizedlineage”，“locallineage”之异同及演变，参阅MauriceFreedman,1958,LineageOrganizationinSoutheasternChina,TheAthlonePress.pp.1-33;西澤治彦、瀬川昌久，“M.フリードマンの宗族モデルの形成とその変遷”《民族学研究》，56/3(1991.12)，第284-297页。7弗里德曼的学说参见末成道男、西澤治彦、小熊誠译《東南中国の宗族組織》，弘文堂，1991，第15章。近世福建宗族史参阅陈支平《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林汀水“略论福建聚落分布的发展变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第5-24页。2一、福建·福州地方的宗族风土1位置和地理特征亚欧大陆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东南部为丘陵地带，此东南丘陵之东部，古为华夏之闽越地，《周礼·夏宫》称之为“七闽”。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此地置福建经略使，取福州、建州两州名的首字，“福建”始称8。五代时此地建立闽国，其覆盖面颇大（五代前期公元919年的管辖地域已和明清以降的福建省范围相近）9，加之历史上多有置制、地名以闽冠之，故福建亦简称为“闽”10。提及福建的地理特征，人们常用“六山三水一分田”来加以概括。除了散落在沿海一带的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等若干滨海平原外、省内陆地基本上被山地和丘陵覆盖。这种陆地多山多丘陵、水系发达以及频临东海的地理环境，使得自古以来陆上交通相对不便，而利用江河海洋的舟楫之运则较为发达。11若从本研究所考察的内容着眼，以下两点尤须强调：第一，西北向横卧的诸山脉和西南向流淌的河川，切割出相对独立自恰的自然·人文地域。有关研究表明，至迟到南北朝时代，福建地域在王朝的政治体系中已逐渐形成一个行政单位，“北、西、南各省均沿分水岭划境，因此，形成了行政区划和自然环境相一致的稀有特征”12。到了唐宋时代，省内的地方行政区域亦大致与方言地域相互一致13。第二，山海间的沿海河口平原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沿海河口平原无论是对于考察包括宗族在内的聚落的形成、大聚落以及地方文化的兴衰，还是对于考察历史上由于地方开发及人口增长等原因而引发的省内外的人口流动而言都很重要14。本文考察的义序宗族所属的福州地方15位于福建东部（闽东福州方言地区的东南部），闽江（福建最大的河川）河口地带。自古以来福州地方聚落发达，历史上大都为福建地方的政治中心16。这种形势的形成和政治地位的确立，除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因素外，以下着重考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因素同样十分重要。2人文·社会风土（1）河口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中心地的发展带来人口的增长大河流域孕育人类文明可谓世界史的普遍现象。福建早先的开发也始自狩猎生息于建溪、闽江流域的古闽越族人。沿海福州口岸文明的发展还与福州港兼具河、海两港于一身的特点有关，内外水运的发达为福州地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相关研究表明，宋以后福建商界活跃着两大商帮（以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商业集团），相对于制霸海外贸易的“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则具有擅长内地贸易和沿海贸易的传统。“福州商帮”的省内贸易主要沿着闽江在上下游间的口岸进行，沿海贸易则主要循海岸线，开辟上行浙江、山东的北上航线和下行广东、香港的南下航线。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宋到明清时代福州西郊与南郊8傅祖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福建省》，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9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10今日之福建省，面临中国东南沿海，北邻浙江省、西毗江西省、南接广东省，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望。经纬度为北纬22.33～28.19度、东经115.50～120.43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