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文档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文献标识码]A目前，中国理论界持“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看法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教科书也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从学术史的发展历程看，两者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如经济学这个名词是由政治经济学逐渐演变而来，目前许多人也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如马歇尔与萨缪尔逊的著作都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等等，但翻开标称为“政治经济学”与标称为“经济学”的教材和有关著作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方法，主体，还是研究的范围、内容和对社会认识的结论等方面，两者间都存在着显著甚至对立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与西方经济学教材中。而且也普遍存在于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如英国剑桥学派编写的标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就迥异于欧美各国标称为经济学的教材内容，专著之间的差别甚至更大。从这些方面看，两者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总体说来，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两者关系的认识是比较片面和狭隘的。正是这种片面和狭隘，使得中国学者在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上几乎全部走向了歧途。如不管人们在名称与研究内容等方面的认识上有什么不同，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尤其是如何构建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体系上，绝大部分人在实际中都采取了将两者兼容的做法。特别是近些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容的混合。相对而言。西方学者对两者区别的认识则要全面得多，如美国经济学家霍华德?谢尔曼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在系统比较的基础上，就提出了激进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方法(静态与动态之分)、制度内变动与制度间变化、经济学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社会是和谐还是对抗、种族和性别矛盾能否通过竞争消除、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结果、垄断是对自由竞争的偏离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环境破坏是对最佳结果的偏离还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社会是个人偏好的选择还是个人属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市场机制是否是灵丹妙药等十个方面的区别。笔者认为，其所做的分析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但其分析也存在注重现象而忽视各区别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原因，尤其是未能从方法论等方面寻找产生两者区别的原因之不足。一般说来，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以下一些区别。一、对研究对象“制度认识”与“技术分析”的区别作为同一学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同一现象，或者说它们的主体对象是相同的，即都是社会生产过程，但是在对它的认识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如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关系本质上都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一切微观主体都是“生产关系人”，他们的利益关系受到社会制度、阶级力量对比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及其相互的博弈而不确定，因此该过程也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传统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关于生产关系的学问。与此不同，经济学是从单纯的技术关系去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由此，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人”在这里变成了“理性选择人”或者是“技术选择人”；在政治经济学那里由制度和文化约束的人们之间尤其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里不仅变成了各个体之间的最大化技术选择，而且制度与文化等各种因素都是这种技术(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所以该过程也就是单纯的利益选择过程。从时间上看，研究对象性质认识上的变化，是以“边际革命”为分界的。我们知道，这种转换除了历史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社会需要外，与“边际革命”发起主体的身份也是密不可分的。如“边际革命”的发起者并不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人，而是一些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但热心社会事务分析的工程师。他们不仅将工程技术分析的方法带入经济分析中，而且以工程师对待工程技术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由此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转变为经济学中单纯的技术选择。在这里，各经济主体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以求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冷冰冰的技术选择；人与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进行理性计算或选择。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单纯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分析，并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就是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人为了将自己从传统的以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最终选择了“经济学”这个名称。不过，笔者认为，经济学虽然将政治经济学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如“物”式的冷冰冰的技术选择关系，人与物之间区别的痕迹也基本消失了(如在资源配置上，劳动与资本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区别)，但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理解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则明显偏颇(将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同样是不客观的。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的利益关系来看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因为作为经济问题，其核心必然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作为同样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显然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如所有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教材都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回答“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其中每一个问题的核心都是人的利益关系，而“为谁生产”更是这种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不是要不要研究生产关系，而是怎样研究或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生产关系。改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人”的角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经济学则是从“技术选择人”的角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经济学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所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等，所研究的都是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却都是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去研究的。所以说，认为经济学仅仅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客观的。二、范围上“非纯经济”与“纯经济”的区别与在主体研究对象认识视角上的不同相对应的，是它们之间在研究范围上的区别，即是以纯经济问题还是以非纯经济问题为对象，这种不同也可以说是对“客观”与“精确”的不同选择。这种区别。是与名称的改变和对象的转换相一致的。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在名称上由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换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过于庞杂，范围太宽，在这样的基础上无法建立起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因此，追求方法论的进步和为经济分析提供更精确的假设前提，由此建立起“精确”的经济学内容，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目标。然而，精确与客观是不能同时兼容的。因为，“客观”意味着对事物的描述或分析接近事实的本身，而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研究对象的因素之多，几乎是无法计量且相互关联的，其关系具有相当的混沌性，人类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还无法精确地描述这些关系，因此难以做到精确，或者说，越客观，事物也就越复杂，分析的难度就越大，精确度也就必然越低；这反过来说，也就是要提高分析的精确程度，分析的难度就必须简化，为此事物也就必须单纯，因此必须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抽象，将一些因素舍相或假设其不变，抽象的程度越高，要描述的事物就越单纯，或者说距离客观事实就必须越远。也就是说，在这里，客观与精确是不能同时兼容的。经济学为了达到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精确程度，必然要极大地收缩自己的研究范围，将原有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不易被量化的各种非“经济性”因素抽象掉，或者说研究对象局限在各因素能够被精确计量，并且能够进行最大化选择的范围内。我们知道，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那些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由于是种相对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量值是个相对数)，参照标准又往往与阶级性相联系而具有多变性，因此是难以计量的而被经济学所抛弃，只有那些反映(孤立个体的)人与物之间关系以及从“理性选择人”角度易于进行技术选择等这些(相对而言)属于绝对关系而较易于计量的内容，才被经济学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其结果，也就造成了两者研究范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也就是原有母体中的一部分，即能够被以技术选择进行量化比较的这部分内容，而那些不能够被技术选择和量化处理的内容，则被作为外生因素对待，因此在研究范围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是个大范畴与小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在主流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拓荒的学者，将自己的著作重新定名为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其母体的狭隘性。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最早给“经济学”定义的罗宾斯身上。如他为了“把一些应用性的课题。诸如垄断、保护政策、计划和政府财政政策包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之中时，他又倾向于保留旧的名称‘政治经济学’”。自然，这种分离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或研究范围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即由于经济学专事于那些能够被视作绝对量值而易被技术选择方法处理的研究。因此政治经济学也就逐渐减少甚至脱离了这方面的研究，转向了更为单纯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相对量值关系的研究。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或划分时，称经济学的内容是技术分析，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则是制度分析，同时也使得前者得到“实证”科学的称谓，而后者则得到“规范”科学的名称。三、方法上“平均方法”与“边际方法”的区别“经济学”在名称上取代“政治经济学”是以所谓的“边际革命”为起点的，而“边际革命”的核心内容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变化，更主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转换。没有方法的转变，对象与范围的转变就难以完成。“边际革命”名称本身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点。“边际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它以“边际方法”取代了长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主流的“平均方法”，由此“革”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结论的命，将它们转换到了边际学家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并因此得出了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这里，是采用平均方法还是边际方法，往往成为区别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最重要的标志。如除了新古典学派帝国主义倾向中被标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各种标明为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一般采用的都是平均分析方法；而标明为经济学的，采用的则主要是边际分析方法。以平均方法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将各种要素都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配置比例保持稳定甚至固定(即固定技术系数)，各要素在资源配置中都必须得到平均的收益，或者说资源配置均衡于各资本得到平均收益的位置(一个例外是级差土地获得边际收益，但在马克思这里有一个除级差收益外的属于平均性质的绝对收益)。从方法上讲，平均方法虽然可以得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但却得不出该状态的精确位置，即该均衡状态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如工人阶级或者是地主阶级的力量大一些，那么资源配置将均衡于平均利润率较低的位置；如果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大一些，那么资源配置将均衡于平均利润率较高的位置。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政治经济学能够容纳非精确性因素和较宽广研究范围的原因之一。上面讲到，政治经济学转换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些人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其原因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选择了能够更精确计量经济关系的边际分析方法来替代它，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边际革命”。这也就是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边际革命”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学采用平均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或建立的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仅仅是因为它不能给予这种关系“精确回答”(同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论更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而边际分析方法。则能够在形式上回答资源配置均衡的精确点，即各要素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位置，而各要素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在其假设基础上是能够被精确计量的，更符合人们要求的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性(由此使经济学具有形式上的科学性)，所以取代了较不精确的平均分析方法。我们知道，在生产和分配领域，边际方法是建立在各要素作为个体存在，同时要素间的配置比例是可随意变动，即以变动技术系数为对象，因此可计量各要素边际贡献的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与平均方法的假设或对象，都与客观实际中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吻合程度，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客观实际是两种现象的有机统一，如要素间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