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1读书笔记——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2015年3月对当前中国经济崛起的解释，经济学界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两极化的分歧——有的认为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有的认为存在“结构性缺陷”，中国经济正在崩溃，即将成为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对此，吴晓波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从中国历史的基本面入手，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在该书中，吴晓波先生创造性地利用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会精英控制模式——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两个研究工具，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沿着历史的脉络，对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做了一次跨时空的论述和分析，并据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结论。首先，作者论述了中国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一是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管仲重视商业，采取“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改革思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首创国家“盐铁专营”。作者认为：管仲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并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二是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进行大胆创新，很快使秦国2变得强大起来。商鞅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上采取郡县制度，在社会精英控制模式上采取军爵制，在全民思想控制模式上采取“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在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上采取“命令型的计划经济”，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人。作者认为：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第二，作者论述了汉代的“汉武帝变法”和“王莽变法”。汉武帝变法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上采取“推恩令”，在社会精英控制和全民思想控制模式上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上由桑弘羊作操盘手，推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在产业改革中采取铸钱、盐铁与酿酒专营，在流通改革中采取均衡与平准，在税收改革中采取告缗令与算缗令。通过改革一举把帝国拉回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是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暂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本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第三，作者论述了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初对工商业采取宽松政策，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归民众自主经营，税收取五十分之一。唐朝实行六部制，大大精简了官员数量。推行科举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精英模式，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前所未有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做大了地方藩镇势力。安史之乱后，为解决中央财政紧张局面，又实行“刘晏变法”，恢复盐、铁、3酒等国有专营政策，导致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宋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果断削夺了地方藩镇势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宋代实行严格的国有专营制度，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营之列，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只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和儿童玩具等。宋朝后期实行“王安石变法”，这次变法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多项法令，但新法实行后，宋朝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也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它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自北宋以降，国内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稳定”二字。第四，作者对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经济停滞进行了分析。明清以来治国者日渐奉行大陆孤立主义，采取稳定压倒一切，政治上愈来愈趋于保守，经济上愈来愈趋于官商专营，给外采取铁桶阵，闭关锁国；对内采取散沙术，男耕女织。使中国经济呈现“超稳定结构”和“高水平停滞”，国内社会进步全然丧失动力。而与此同时，西方受工业革命推动，正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中西方的差距也在其间逐步拉大。第五，作者论述了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时期的经济变革。“洋务运动”时，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入积极变革的轨道。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热烈参与下，洋务运动在十4多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许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但官商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出，并出现了1884年轮船招商局的“国进民退”事件，造成民间资本对洋务派的失望。甲午战败后，维新派积极推动工商化运动，开始出现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1911年发生了铁路国有化的“国进民退”事件，使温和改革的时间窗口关闭，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国时期，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崩坏，先后出现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完全不同的变革样本，一个是前期的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后期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无一例外的是它们均以失败告终。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闭环型矛盾之中。第六，作者给新中国经济变革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分析。1949年到1976年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高度计划经济时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五”计划结束的1957年前后，国内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消灭了四大利益集团的有产阶级的重大胜利，使得决策层的信心极度的膨胀，发动了从自负到自毁的两次大试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国史中集权最高的一个阶段：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全民思想统一到“无产阶级专政”路线上，社会精英基本被消灭，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所有的特征。到1976年，中国已变成了一个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51978年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变革的动力首先从土地里迸发，小岗村的大包干一夜成名。大胆的闯大胆的试，一切改革均从违法开始。中央政府的策略是“放权”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策略是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但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极大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使中国与全球民主化的浪潮擦肩而过。1990年苏联解体后，“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民间”模式遭受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必然选择。1991年以后的经济变革时时体现了“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这一经济集权主义的特征。朱镕基以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为抓手，使中央在经济权力大大加强，通过实施对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使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被迫以“工龄买断”的方式离开工作岗位，甩掉了国有企业亏损的包袱。朱镕基通过启动城市化建设、开放房地产市场、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等，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作者认为：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而是一位倾向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以2003年的铁本案为标志，民营资本遭受打压，纷纷从钢铁、电解铝等行业退出，而国有企业趁机纷纷占位补位。200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款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在这一阶段，国有资本集团重新成为国民经济6的主力，而民营资本集团则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阶级出现了移民潮。作者认为：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可以看成又一次国进民退，也可谓又一轮“放权—集权”的历史性周期。2013年改革已进入第三十五个年头，中国经济面临发展与公平的双重困境。在经济发展层面，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货币产量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大、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问题，在社会层面还存在更大的“公平危机”。作者认为：当今中国四大利益集团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强大，均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利益判断标准，然而共识缺乏、目标多元，公平——政府与民间的公平、中央与地方的公平、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公平——成为一个最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最后，作者再次回到历史的基本面，对我国历次经济变革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以下观点：一是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有着天然、终极性诉求，“统一文化”是我国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二是我国的多次经济变革，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其三发展国营节制民营。三是两千年以来，中国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为分权和均富、发展与稳定；四是在长期大一统制度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最严重的是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少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缺乏阶层意识，中国未来能否有大进步，取决于此四大意识的唤醒。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我国的经济崛起给出了如下解释：7第一，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成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读书逻辑清晰、史料丰富、观点新颖，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值得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