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片名更改为《一九四二》。主演:张国立、徐帆、陈道明、李雪健、艾德里安·布洛迪、蒂姆·罗宾斯、张涵予、冯远征、张默、王子文、段奕宏、范伟、柯蓝、张国强、林永健、乔振宇冯小刚，作为中国导演“三驾马车”之中电影总票房最高的导演，并没有经过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专业的熏陶，而是靠着自己不断摸索进入电影艺术殿堂的草根导演。从他的从影经历来看，当兵、美工、从电视剧创作到电影导演，一步步走来，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平民意识、人文关怀的电影导演，这和中国国内其他著名导演的学院派风格如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李少红等人有着比较明显的分别。剧情简介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故事分两条主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他们的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在河南发生旱灾，有三百多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当时中国各阶层不同反应的故事。《一九四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灾难片，并没有全景式展现灾难的发生，而是表现了这场灾难下当时中国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一、《一九四二》的表现手段从电影的创作来看，同样是灾难电影，拍天灾要比拍人祸具有很多优势，这可以从观众的接受心理分析，人类之间的同类相残总是带给观众反胃的感觉，所以观众会感觉到害怕，莫名的恐惧，而要是遇到天灾，老天不是我们人类自己，“杀”起人来就不会给观众那么大的心理冲击了。叙事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也是一部天灾造成的灾难片，他善用天灾这一“低投入高产出”的优势，成功得到了观众的共鸣。与他的上一部同题材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一九四二》更加牵动观众的心，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痛苦一点点加在每个人的身上，人们的希望被一点点剥夺，每个人的生命被一点点抽干，到最后是彻底的绝望。地震虽然是来势汹汹，但那只是一瞬间，后面主要表现的还是人们在废墟中重建的希望《一九四二》也有人祸，但基本上都是以天灾的表现手法表现，日军的空袭、砍头的时候屠夫和被屠者之间的疏离、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基本上都是借助程序的一把看不到的杀人的刀，没有表现得那么直接，在表现人吃人的时候通过的是美国记者的口，而照片展示的只是狗吃人的场面，冯小刚曾说：“我绝不会去拍人吃人”[3]，这些都淡化了对观众心理承受力的冲击。逃难者一路从河南走到陕西，剧中很多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死在了逃难的路上，很多都在剧中得到了重点的表现，但是都没有像《金陵十三钗》中那两名受虐而死的女子给人更大的冲击。如蝼蚁般的命运，在逃难的路上无声无息死亡，同行人的漠然，这些都是乱世中生命低贱的真实表达，虽然会让观众感到难过、伤心，但没有像《金陵十三钗》那般让人无法直视，这就是冯小刚在电影表现上的分寸感《一九四二》的留白依然可以看出冯小刚的特点，命运悲惨到了极致，便会有荒诞的现象产生：“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没办法自己医治自己的医者，抱着孩子要吸死人奶，没有被划入“灾区”而被救济排除在外、哭笑不得的灾民，都有明显的冯氏标签。影片生动展示了当人们的生命遭受到严峻挑战，被逼上绝路，人性会扭曲到何种不能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还能制造一些黑色幽默的正是冯小刚擅长的，影片中因此有了一些让人泪中带笑的笑点。影片从河南百姓举家逃荒过程中许多实际、琐碎又温暖的细节着手，进行关于个人化的历史叙事。眼前的饥荒与迁徙，远远比高悬于生活之上的战争和政治更能让百姓感受到生活的实质和历史的无奈。瞎鹿为了一袋小米狠心卖女儿；栓柱抢来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半包饼干与星星“等价交换”；逃荒之初星星对猫的执著与杀猫后主动要求喝猫汤的转变；花枝贱卖自己后远去途中，与栓柱换棉裤；瞎鹿为女儿做风车、栓柱为风车拒吃日本人馒头，等等。1942年的历史在河南延津人的苦难迁徙中成了饥饿、逃亡、小米、猫、饼干、棉裤、风车、馒头等个人化想象符号的合集。另一方面，冯小刚又无法完全规避1942年残酷的战争历史，所以影片在细小日常的灾民生活之上涂抹了一副宏大的历史图景。这里有抗日战争酷烈恢弘的历史背景；有重庆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员腐败倾轧的现实真相；有河南主席李培基冒死进谏申请军粮救济灾民的政治外交，等等。影片用这些或恢弘、或酷烈、或紧张的战争和政治场面，暗示着历史的另一幅面孔，它可以存在于历史教科书或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里，却被河南人的苦难历史分割得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些碎片，拼凑在1942年的时间坐标上。影片让一大一小的叙事模式并置在历史叙述中。在表层上，是宏大历史叙事对个人想象历史的胜利。例如，李培基觐见蒋介石怀藏的使命，在副官政局时事的汇报中一点一点地被掐灭；三百万饿死的河南百姓生命，比起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深层次上，这两种模式不是平行并重的。我们可以从内容的安排和拍摄技法的处理上，寻找到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所要表达的关于政治、战争和生命的看法，关于人权和政权的分判冯小刚片中还有对信仰的展示也显示着特有的冯氏幽默。中国神父安西满本想在战争逃荒下的困境中，为灾民带来信仰，传播上帝的博爱，带给人民一些寄托，安慰并挽救消沉绝望的心灵。但当他看到日本飞机轰炸，他看着数以百计的人惨死在身边的悲惨场面，尤其怎么也堵不住小女孩身上的血窟窿，他抱着死去的孩子，他感觉到自己的那种无奈与痛楚，开始了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与绝望。他开始怀疑上帝，责问神父梅甘“上帝在哪里？难道这一切就是他的意愿吗？”“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为何上帝总是打不过魔鬼？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他？”他绝望地承认“魔鬼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教堂在片中也只是一个精神与肉体的避难所，因为上帝让人自救。所以影片展示信仰确实可以带给人力量，但是如果人的温饱没有解决，人的灵魂终将会失去依附，这也是对宗教的莫大讽刺。二、《一九四二》的影片结构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在路上”的电影，河南的灾民因饥荒一路逃到了陕西。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为了全景式展示当时的中国面貌，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记者、宗教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同时面对这一旱灾引发的饥荒，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灾民的逃荒经历为观众展现“故事的问题是什么”，政府的消极应对为观众展现“为什么灾荒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美国记者白修德是“灾荒影响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灾荒问题的追问者”，军队是“灾荒问题的加剧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三者是剧情发展的辅线。记者白修德在剧中起到了灾区与政府之间的连接作用，但是传教士的作用就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消失。剧中日本军队对灾民的态度可以说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多条线索同时进行，会展现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在表现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中用得比较多，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其水准的一个要求。片中两条线索的处理是非常精彩的，一条就是老地主的逃荒线索，另一条就是蒋介石的日常琐事线索。在片中，两个人所处的阶层差异非常大，但是在命运中却有着不断的交集。老地主在躲灾的过程中，身边的亲人不是被卖掉就是死掉，一步步成为逃荒中的一员，蒋介石也是从刚开始的民心所向慢慢变成了丧家之犬。这两条线索鲜明的对比暗示出人民与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蒋介石为抗日牺牲了广大的人民，而他最终也落得了被人民遗弃的下场。]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面对扑面而来的饥荒，国人的猥琐、自私都被呈现了出来。多条线索的推进，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冯小刚所要在电影中对人性的表现。三、《一九四二》精彩的群戏表演《一九四二》演员的表演可说是非常精彩的，这和片中的演员多是科班出身，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不无关系。本片中的演员大部分都是和冯小刚有过多年合作的演技派演员，有些甚至都可以称之为“戏骨”，每个主演都是诠释内心戏的高手，表演都是一气呵成，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感。随着近代历史密档的揭开，公众逐渐对蒋介石的形象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这也使陈道明对蒋介石的演绎比较轻松。陈道明版的蒋介石除了霸气之外更多了对时局的无奈和苍凉，使人物更加立体。张国立扮演的老地主，丰富的内心戏，形象刻画出了地主阶层对灾荒来临的无奈与回避，一开始的躲灾想与灾民划清界限，到最后与灾民一样落魄，这其中人物的性格变化都被张国立演绎得非常传神。与张国立演对手戏的张默，血性鲁莽的性格，传神演绎出了没有知识的农民，一心跟着东家的长工的形象，他在剧中的戏份也非常多，因此也成为全片最大的亮点。徐帆的表演相比较其他主演要弱一些，但是相较于她以前的形象要进步许多。相对于她在《唐山大地震》中的过度煽情，《一九四二》还是收敛了很多，更多的是内心戏的表演。主题透视整部电影场面宏大，叙事精密，构思奇巧，刻画了在灾难下不同阶层的境遇和态度。随着剧情的深入，剥去层层外衣，拷问着人们最深处的本性，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性的思考。可以将电影中的人物根据在这场灾难中所处的境遇不同分为两类进行研究和分析，一类为当事者，就是深受灾难被迫离乡的难民；另一类为旁观者，难民之外的各阶层的人。苦难下当事者人性之拷问（一）苦难下的贞洁观念中国自古就认为贞洁对于女性比生命更为宝贵，在《程氏遗书》中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中国女性在苦难下如何选择定下了道德的标准。电影通过苦难的深入逐层展现了苦难下女性的选择。首先，灾难刚刚来临的时候，花枝向少东家借粮，少东家说：“你借俺弄一下，俺借你粮食，两升小米，俺不亏心。”而此时的花枝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而随着苦难的加重，当面临饿死的危机，花枝对栓柱说：“给我饼干，我和你睡。”而栓柱不同意，想用饼干换财主老范家的闺女星星的身体，花枝说：“瞎鹿是因为你们死的，一条命值两块饼干。”故事的最后，花枝和栓柱在范老爷的主持下拜了天地，花枝问栓柱：“知道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吗？”“你有老婆了，明天就可以卖老婆了，这样你也能活，我也能活。”花枝对买他的人说：“四升小米，我跟你走了。”花枝从“两升小米”宁死不从，到“四升小米”出卖自己，最终的结果只是为了活下来。如果说花枝是苦难下最普通的妇女形象，那么财主老范家的闺女星星则是受过教育的女性，从最开始为了小黑猫，把自己吃的喂猫，到栓柱将两块饼干给她，星星同意等灾过后就让栓柱弄，再到当人口贩子挑人时，星星以“我认识字，是财主家的女儿”而增加自己被选中的筹码，甚至在最后被卖到青楼时，担心的并不是将要出卖自己的身体，而是首先要吃饱，“撑得蹲不下”。当影片渐次展开时，观者并未因中国的传统贞洁观而对女性的选择施以道德的批判，而更多的是同情和一声叹息。（二）苦难下的律法观念法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法律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中国除了法律以外，还有着几千年来人们恪守着道德的观念。电影《一九四二》开篇描述了，本来一群善良的人们，因为饥饿在“刺猬”的带领下来到了大财主老范家，为了能够活下来，为了吃的，本性善良淳朴的乡民，抛弃了所有的乡邻之情，瞬间爆发变成一群发疯的“匪徒”，他们杀死了范老爷惟一的儿子。栓柱和瞎鹿半夜偷走了记者的驴，结果为了抢驴，饥饿下的人们不再考虑法律和道德。同时，冯小刚以特有的幽默方式，在剧中设立了“临时法庭”，而在苦难下的“临时法庭”，也不过是想通过法律的外衣，多获得一些粮食，所有的审判最终就是为了让当事人交出粮食。“临时法院”被军人征用，法律毫无尊严。在苦难下，哄抢、偷盗、杀戮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原本善良淳朴的人们也在瞬间发生了变化，法律变得异常脆弱。（三）苦难下的国家观念电影《一九四二》其特殊的背景下，拷问着每个人的国家观念。一面是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