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我意识-首页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

1中世纪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我意识刘新利`（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8世纪末以后，德意志人自认为不同于其他日耳曼人，从而形成德意志语族。德意志语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德意志人自我意识增长的过程。15世纪以后，德意志民族没有实现民族国家的原因在于其民族自我意识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关键词：中世纪；自我意识；德意志语族；德意志民族中图分类号：K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TheSelf-consciousnessofGermanPeopleintheMiddleAgesLiuXin-li(The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Abstract:Followingtheendof8thcentury,theDeutscheweredistinguishedthemselvesfromotherGermangroupsinconsciousness.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GermanlanguagefamilyisidenticalwiththeprocessofGermanconsciousness.After15thcentury,theGermanStatedidnotcomeintobeingbecausetheconsciousnessofGermanwasstillintheMiddleAges.KeyWords:MiddleAges,Self-consciousness,Germanlanguagefamily,Germannation公元6世纪，随着欧洲民族大迁徙运动的结束，日耳曼人持续了约8个世纪之久的迁徙、散聚及同化与被同化的过程最终结束。此后，在共同语言的力量下，在日耳曼人活动的范围内，欧洲各个人民集团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不断地从各个角度自觉地与其他人民群体区别开来，并最终形成近代民族。其中，德意志人脱离日耳曼母体，形成德意志语族，发展成德意志民族的过程具有典型意义。一、德意志人不等于日耳曼人在中国语言范围内，德意志人通常被称为“日耳曼人”。这是受英文的影响。在英文中，German同时可译为“日耳曼人”或“德意志人”。事实上，德意志人只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分族支的集合体。“日耳曼人”是对生活在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古代人群的总称。由于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南迁西移运动，“日耳曼人”差不多成为一个覆盖着整个欧洲的人种概念。到4至6世纪，日耳曼人大致聚合为以下3支：[1](p.17-18.)（一）西日耳曼人，活动在莱茵河与易北河、北海与多瑙河之间的一支。其中靠近莱茵河和威悉河居住的，形成法兰克人；靠近北海的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一部分定居于此，一部分继续向西南迁至不列颠岛，组成英格兰人；靠近易北河的有黑森人、图林根人和阿勒曼人等；靠近多瑙河的与其他民族混合形成后来的巴伐里亚`收稿日期：2001-9-15作者简介：刘新利（1956-），山东文登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基督教会史2人。（二）东日耳曼人，包括几经周折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并在那里分支的东哥特人（后迁往意大利南部）和西哥特人（后迁西班牙）；还包括在奥得河和威悉河定居的勃艮第人（后迁法国南部）、定居在西里西亚的汪达尔人（后迁往北非）和匈牙利的伦巴德人（后迁瑞士和奥地利南部）。（三）北日耳曼人，主要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丹麦，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以诺曼人或维金格人的名称在欧洲各地出现。几百年间，日耳曼人的足迹遍布欧洲，他们以族支为单位，择时择地定居下来。在中世纪开始的年代，几乎没有哪一个中、西欧国家（以及东欧后起的俄罗斯）的统治阶层不融溶有日耳曼人的血液。在大多数地区内，日耳曼人的侵占统治势力被当地的罗马势力所同化，逐渐湮没了与罗马土著的差异，形成日耳曼人与当地居民的混合人群，如英吉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等。然而，有一个地区的日耳曼人几乎没有或说极少受到罗马人的影响，也几乎没有或说极少与罗马人融合，这就是今天称为“德意志”的地区。可以肯定地说，至少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德意志地区的日耳曼人在整体上基本没有与任何其他民族交融。这是后来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种族纯粹”的历史依据，[2](p.117-131.)也是德意志地区的日耳曼人之所以一直承继着“日耳曼人”名称的历史原因之一。德意志人是西日耳曼人的一部分；用“日耳曼人”混称德意志人原始于罗马天主教会。最迟在所谓的“圣博尼法斯时代”（约700－750年），罗马天主教会就已经很习惯地将“德意志人”与“日耳曼人”混同起来。早自8世纪初年起，罗马教皇乘借法兰克王国向东垦荒殖民的时机，向易北河地区派遣传教士，展开对当地居民的基督教教化工作。博尼法斯是爱尔兰人。罗马教皇哥里格利二世曾亲自颁给他一份“向全部日耳曼人传教”的委任书，封他为“全体德意志人的使徒”，并授予他“德意志主教”的职衔；哥里格利三世进一步任命博尼法斯为德意志地区的教皇代理人。为了证明他的传教工作为上帝和罗马所喜纳，教皇曾亲自搦管执笔写信给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日耳曼君民，恳请他们，向耶稣基督敞开心扉，随基督的使徒走上通向天堂的光明正道。[3](p.108-113.)博尼法斯本人在谈到听他传播福音的欧洲中部地区的民众时也以“日耳曼人”代称：“mepenedeextremisGermaniaegentibusignobilistirpeprocreatum”（几乎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出自于不知名的祖系）。[4](p.277.)与此同时，一方面，在教皇与法兰克统治者的往来书信中一再用gensGermaniae或gentesGermaniae（日耳曼族）表述“德意志人”；另一方面，本身就是日耳曼人的法兰克统治者也随同罗马教皇用“日耳曼人”称呼德意志人。例如，法兰克国王查理一世在德意志娶了一位皇后，是“日耳曼人”。[5](p.22.)显然，在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之内，“日耳曼人”是“德意志人”的同义词。8世纪末以后，伴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强盛与瓦解，“日耳曼人”的称呼被进一步缩小限定在莱茵河以东、易北河以西、多瑙河以北的地区，就是说，除了这个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日耳曼人都有了自己的固定名称，英吉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等，他们与“日耳曼人”之间的脐带已经断裂。之所以其他地区的日耳曼人不再被看作是“日耳曼人”，除了因为他们曾与当地人融合以外，还在于从定居下来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有自己的王国组织，如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英国）、法兰克王国（法国）、奥多亚克等王国（意大利）及西哥特王国（西班牙）等等，而德意志地区的日耳曼人直到10世纪初以前都是法兰克人征服的对象和法兰克王国的附民。到911年德意志人真正有了自己的王国的时候，用“日耳曼人”称呼德意志人已经约定成俗。德国史学界常用的史例，如圣里米教会法官的记述，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919－936年）与法兰克国王简单查理（893－923年）在窝姆斯相遇，发生了Germani（日耳曼）与Galli（高卢）之间的争执，（而不是德意志与法兰克之间的争执）。[4](p.277.)在此，应该说明，在现代欧洲语言中，只有英语将德意志人混为日耳曼人。这与7—8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派遣大不列颠传教士到德意志地区传教有直接的关系。那时的德意志人还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不列颠的传教士在接受罗马天主教会对德意志人的称谓的基础上，又将其普及化、书面化。今天的德意志人将自己的语言文学3称为“日耳曼学”（Germanistik），称民族女神为“日耳曼妮娅”（Germania）,其历史原因也在于中世纪前期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欧洲的其他语言对德意志人没有同一的称呼，如在法、西、葡、意语中称其为“阿勒曼人”、在波罗的海北岸、东岸的语言中称“萨克森人”，波兰语中称“尼姆西人”等等。以邻近的一支人的名字概称整个人民集团的做法，是近代民族主权意义上的国家诞生以前的常见现象。二、德意志“语族”德意志人并不自称日耳曼人。从8世纪末期起，德意志人以自称“德意志人”来标明其自我意识。这是德意志“语族”形成的表现。“德意志”的意思是“人民（diut）”、“老百姓”。莱茵河以东的一些接受罗马影响不大的日耳曼人，面对优越感越来越盛的被罗马文明同化的日耳曼同族自称是“德意志人”，或说，法兰克王国东部地区的人民在西部人面前自称“我们老百姓”。在此强调，“德意志人”的对应面不是罗马拉丁人，而是其他日耳曼人。因为在“德意志”出现的时候，不仅日耳曼人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罗马拉丁文化也不再完整。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和巩固遏止了席卷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同时也瓦解了日耳曼人种集团。7世纪以后，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若干以定居农业为基础、以语言为区分、以一个或几个日耳曼人族支为主体同时含有其他种族的人民集体。这是一种既不同于以前的所谓氏族、部落、部族等的血亲集团，也不同于后来的所谓民族的政治集团；这是一些以语言为突出标识的具有明显自我意识的人民集团。在此借“语族”一词代称。大约在7世纪末，在法兰克王国内部，以莱茵河为界线，出现了同属于一个语系的两个语族：西部的罗马拉丁语族和东部的日耳曼语族。在西部，罗马拉丁语逐渐地被当地居民接受为母语的组成部分；在东部，祖传的日耳曼土语慢慢地被结合用于书面文字，形成罗马拉丁语的“异在”形式——德意志语。莱茵河的天然界限和语言上出现的“异在”，一方面标志着西部的日耳曼人丧失了初祖所有的日耳曼共性，丧失了日耳曼母语，另一方面标志着东部的日耳曼人最终失去了被罗马文明同化的可能性。到8世纪末，日耳曼语族开始凝聚为德意志语族。德意志语族由过去的几个日耳曼人族支——（东）法兰克、萨克森、阿勒曼、巴伐里亚等——联合组成。概括说，下列因素促成了德意志语族的形成：（一）法兰克王国统治的近400年（481—843年），使德意志人失去了直接与中心罗马文明接触的机会。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在彻底摧毁罗马帝国有形的政治机构和经济秩序的同时，改革性地继承了无形的罗马文化传统，包括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语言观念等等，古代的罗马文化因此而在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文化的外壳下部分地存留延续下来。德意志人，作为后来者，所感受到的罗马文明经过西法兰克－高卢人的中介已经演变成中世纪西欧的文明。8世纪末9世纪初，在查理大帝统治下进行的那场“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法兰克统治者人为地在德意志地区进行的罗马化运动。虽然查理大帝曾经亲自在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的范围内号召学习和研究外语（如拉丁语、希腊语等），大力普及学校教育，积极倡导和支持收集、学习和研究古典古籍，希望“教书、学习也能像宗教虔诚推动社会风气净化那样去促进和美化语言”，[3](p.281.)但是，这场运动的实际意义只是证明和加深了（西）法兰克－罗马与德意志－日耳曼之间的差异，明确了德意志在法兰克王国中的“异在”形势。（二）日耳曼人在基督教教化过程中的分期分批性，使德意志人宗教信仰的基础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他人民。日耳曼人的基督教教化过程大致是（除个别情况）：东日耳曼人最先在4世纪接受阿里乌斯教义，西日耳曼人最先改奉罗马天主教，北日耳曼人是西欧最后一批进入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员。具体到属于西日耳曼人的德意志人，在其被教化的过程中突出了两个特点：一个，德意志人是在法兰克统治者的刀剑强迫之下接受基督教（496年阿勒曼人；532年图林根人；552年巴伐里亚人；785年萨克森人），因而所信奉的是独特的“日耳曼化的基督教”，这种情况使德意志从罗马基督教世界的大环境中被隔离出来；另一个，德意志人是在不列颠传教士的直4接影响之下规范信仰，因而其宗教崇拜活动带有相当明显的、后来又刻入德意志民族特性之中的内向沉思风格，从而使德意志人与崇尚外在的豪华礼仪的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区别开来。（三）马札尔（匈牙利）人的入侵，使德意志地区的原日耳曼人各族支联合成为一个处在共同的厄运、进行共同的战争、取得共同的胜利的人民集体。公元900年以后，马札尔人一变共同抗击斯拉夫人的同盟者，成为德意志人的死敌，他们象黑色的“魔鬼尖刀”掠过易北河刺向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