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访问三七文档
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资本运营 > 中组部纪录片《使命》第一集解说词
中组部纪录片《使命》第一集《使命》共分三集:光辉足迹、铸就辉煌和优良作风第一集;1924年上海甲秀里1927年武汉铭新街1933年瑞金杨氏宗祠1938年延安小沟坪1941年延安杨家岭1947年河北南庄村1949年北京东槐里胡同1954年北京西单北大街2003年北京西长安街第一集光辉足迹(上海)这是2014年的上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甲秀里318号)在鳞次栉比的大厦之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建筑。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央组织部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走进这里,就走进了中央组织部的历史。1924年初夏,一位刚过三十岁的年轻人住进了这里,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他就是毛泽东。(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1924年5月,在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夜,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设立宣传部、组织部,明确规定由“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根据这一规定,中央组织部随即在上海成立。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当时叫主任。(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党从创立之日起,就把组织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党的一大、二大选出的(中共二大会址)中央领导机构中都有专人负责组织工作。作为第一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毛泽东为建党初期的组织工作理清了思路,为中组部的历史书写了开篇的一页。(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毛泽东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他对组织工作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建党,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完善党的组织设置,筹备召开党的四大。前进的道路,充满曲折和艰辛,大革命失败后,中组部一度被撤销。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决定(中共六大会址)恢复中央组织部,任命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周恩来兼任部长。周恩来领导中组部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丽云坊中组部旧址)开展秘密工作,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当年的中组部办公旧址,如今,已经融入了这片祥和宁静的街心公园。只有这块大理石碑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成都北路741弄(丽云坊)54号这里是1928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地,恽代英、陈潭秋等先后在这里居住,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来此办公。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立)在默默注视着身边的摩天大厦和绿树红花。在党的组织史上,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地方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周恩来在这里工作期间提出了“党的组织工作是贯彻路线的保证,是实现路线的工具”。第一次为组织工作确立了重要的政治原则,它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渊源。正是这个政治原则让组织工作从此与党的命运休戚与共,中组部也有了神圣的使命担当。(江西省瑞金市政协副主席兼党史办主任陈上海)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随之迁到瑞金办公,中央组织部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办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期间的组织工作先后由任弼时、李维汉负责,中央苏区的组织工作为服务政权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上海丽云坊中组部旧址)中组部跟随党中央从上海迁徙武汉(武汉中组部旧址)、从瑞金转战陕北(瑞金中组部旧址),留下了一串串深深的脚印。而这个时期党中央关于“把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相结合”“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战线上学习锻炼”的指示和实践也为及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聚积起了宝贵的能量。延安,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其中,集中全党智慧形成的毛泽东建党思想为党的组织工作提供了根本指针。(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里讲的很有名的话就是当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关于干部如何任用、怎么选拔,他提出来就是任人唯贤是正派路线,任人唯亲是不正派的路线,选拔干部要讲究五湖四海,各方面都要团结。我们看一个干部不能(只)看他一时一事,要看他全部的历史,全部的工作。(杨家岭中组部旧址)这里是杨家岭中组部旧址,1937年1月中组部跟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先后在凤凰山、小沟坪(小沟坪中组部旧址)、杨家岭等多处地点办公,承担起干部审查、调配、训练的重要任务。时任部长陈云为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为组织工作的开创性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陈云同志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他(陈云同志)说做组织工作一定要既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又要了解具体情况,要把两个结合起来,用我们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来为当时的党的主要任务、主要路线来服务。他强调了要了解人、要气量大、要用得好、要爱护人。那个时候干部很愿意到中组部去,中组部也得到了一个称号,就是“干部之家”。在加紧培养选拔干部的同时,陈云领导中组部把“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作为一项“迫切与严重的战斗任务”。代中央起草《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克服关门主义倾向(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把发展党员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抗战时期,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1937年7月的4万人发展到1945年4月的121万人。从延安时期开始,抓学习、强素质、谋全局、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中组部的一大特色。陈云组织了学哲学小组,大家挤时间、啃原著,坚持五年之久被中央评为学习模范小组。袁宝华,1941年3月至1945年9月在中组部工作,激情燃烧的岁月,难忘的学习经历,给这位世纪老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延安时期中组部作息时间表)在那工作这一段呢(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98岁袁宝华)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抓学习学习哲学,每个礼拜必须要学习一次,有时学习两次,就坐在窑洞里边,一个长桌子,两边摆上凳子学习。那个时候中组部只有16个人,抓这么一摊子工作,所以很忙,越忙越要抓学习,学习下功夫,工作见实效。学习是中组部干部开阔视野,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学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凝聚力量走向辉煌的重要法宝。经过八年浴血奋战(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翘首以盼的人们,盼来的不是和平、民主、自由。蒋介石磨刀霍霍,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派出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同时抽调2万名干部随军进发。在1945年派往东北的干部中仅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就达20多人,占七届中委和候补中委的1/4以上。为完成调配任务中组部开足马力紧张工作、制定方案、拟定名单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时任中组部部长彭真亲自与选派的干部谈话经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被同志们称作“一台永不熄灭的发动机”。经过十年磨剑成长起来的这批干部在林海雪原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在黑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南庄村中组部旧址)南庄村,一个略显陌生的地名,工校干部处,一个听似神秘的机关。(中组部秘书处干部处行政处旧址)1947年5月,中组部从延安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的南庄村,对外代号为“工校干部处”。1948年9月,解放战争处在战略决战前夕,辽沈战役还未打响,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前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干部,中央要求中组部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抽调军事、党务、政府、财政、机要、工青妇等各方面干部五万三千人南下。抽调干部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短,为古今中外任何政党所未有,就是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中组部密切协同西北、华北、山东等解放区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开展工作。(福建省原宁德地委书记南下干部吕居水)我们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那时候抽调了有4000多名地方干部,组织上就给我们讲了三条:第一就是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二就是无条件要服从组织分配;第三就是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去。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如期圆满完成任务,创造了干部调配史上的一个奇迹。中组部以独有的方式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2月3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京东槐里胡同1号一个靠近中南海的地方,1949年3月,中组部随党中央“进京赶考”,这里是进城后的第一个“考场”。(中央组织部原组织史组副局级调研员曾任安子文同志秘书陆沅)我们刚进城的时候很多很多地方可以供我们选择,北京饭店、德国的医院都曾经说给咱们提供,安(子文)部长说我们组织部要走在前头,七届二中全会(强调)“两个务必”我们一定不要特殊。部里的同志自己动手修危房、扫院落迅速投入新的工作。面对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领导武装斗争到执掌全国政权的新变化,面对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新情况,如何纯洁党员队伍、夯实执政基础、成为我们党执政后的一道重要“考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王双梅)咱们党夺取民主革命胜利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的3月28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在这个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响亮的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整顿党组织,当时就是要求八条,对共产党员普遍进行教育。为开展整党,中组部调训了全国10万多名整党干部,在1万多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了试点。1951年党员总数约为580万人,经过三年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清除出党23.8万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9万人。同时又按照“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发展107万人入党。经过整党,党员队伍获得了一次组织上的纯洁、思想上的洗礼、精神上的升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部门抓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职责更加明确。中组部作为“党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参谋部”定位更加鲜明。1954年4月,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组部部长。在中央批准的《关于中央组织部的机构和业务的暂行规定》中,再次强调中组部的“助手和参谋部”定位。北京西单,首都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就在这里,西单北大街110号,(西单大街原110号办公楼)曾经伫立一座庄严厚重的灰砖大楼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如今,中组部的这一处办公旧址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让人们永远不能忘怀。在1962年10-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强调党要管党,一个执政的党对于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组织部门应该同党委的有关部门一道把干部和党员好好地管起来。按照中央精神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带领部内同志积极负责地把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干部提拔起来。同时,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了农村、国营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基层党组织的三个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分别对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做出明确规定。结束“文革”十年内乱后,胡耀邦同志领导中组部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平凡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组部专门成立接谈工作组,敞开大门,热情接待前来申诉的干部。《组工通讯》这份看似普通的党内刊物,一纸风行,不断传递出组织战线拨乱反正的春风。经过先后5任部长(宋任穷、陈野苹、乔石、尉健行)的艰苦努力,平凡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全国共复查各类案件500多万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组织路线如何服务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干部如何认识又怎样选拔,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组织路线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抓紧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必须选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提拔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老干部的离退休问题,必须解决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2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为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交替与合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中组部先后7次召开全国性座谈会,制定了抓紧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见,(六十四位老同志联名请退信)直接推动省地两级“四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了领导人才青黄不接、新老合作交替问题。从1982年到1988年,全国有
本文标题:中组部纪录片《使命》第一集解说词
链接地址:https://www.777doc.com/doc-5241072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