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课文翻译

1一、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改变想法——从悲观变为乐观——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1]你看酒杯是半杯有酒而不是半杯空着的吗？你的眼睛是盯着炸面圈，而不是它中间的孔吗?当研究者们仔细观察积极思维的作用时，这些陈词滥调突然间都成了科学问题。[2]迅速增多的大量研究工作——迄今已有104个研究项目，涉及大约15000人——证明乐观的态度可以使你更快乐、更健康、更成功。与此相反，悲观则导致无望、疾病以及失败它与沮丧、孤独、令人苦恼的腼腆密切相关。休斯敦莱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雷格·A·安德森说：“如果我们能够教会人们更积极地思考，那就如同为他们注射了预防这些心理疾病的疫苗。”[3]“你的能力固然重要,”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F·沙伊尔说，“但你成功的信念影响到你是否真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挑战和失望。[4]以你的工作为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E·P·塞利格曼与同事彼得·舒尔曼在一项重要研究中对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工龄较长的推销员中，积极思考者比消极思考者要多推销37%的保险额。在新雇用的推销员中，乐观主义者则多销了20%。[5]公司受到了触动，便雇用了100名虽未通过标准化行业测试但在态度乐观一项得分很高的人。这些本来可能根本不会被雇用的人售出的保险额高出一般的推销员10%。[6]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据塞利格曼说，乐观主义者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的“解释方式”。出了问题之后，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自责。他说：“我不善于做这种事，我总是失败。”乐观主义者则寻找漏洞，他责怪天气，抱怨电话线路，甚至怪罪别人。他认为，是那个客户当时情绪不好。当一切顺利时，乐观主义者居功自傲而悲观主义者只把成功视为侥幸。[7]克雷格·安德森让一组学生给陌生人打电话，请他们为红十字会献血。当他们的第一、二个电话未能得到对方同意时，悲观者说：“我干不了这事。乐观主义者则对自己说：“我需要试试另一种方法。”[8]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是一种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安德森说：如果人们感到没有希望，他们就不会费事去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9]据安德森看来，有无控制感是成功的试金石。乐观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事情不顺利，他立刻做出反应，寻找解决办法，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并且主动寻求指点。悲观者则感到自己只能由命运摆布，行动拖拉。既然认为毫无办法，他便不去寻求指点。[10]乐观主义者也许认为自己比事实能够证明的要强——有时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充满生机。匹兹堡肿瘤研究所的桑德拉·利维博士对患晚期乳腺癌的妇女进行了研究。对那些通常持乐观态度的妇女来说，两次发病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这是生存下去的最好预兆。在一次对早期乳腺癌妇女的初步研究中，利维博士发现这一疾病在悲观病人身上复发更早。[11]乐观态度不会使不治之症痊愈，却有可能预防疾病。在一项长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观察了一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健康史。所有这些人都是班上的学生，并且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之中有的是积极思考者，有的是消极思考者。20年后，悲观者中患有中年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人数要比乐观者多。[12]许多研究显示，悲观者的无助感会损害人体的自然防御体系，即免疫系统。密执安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彼德森博士发现悲观主义者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他消极被动，无法避开生活中的打击，无论做什么都会担心身体不好或其他灾难将临。他大嚼不利于健康的垃圾食品，逃避体育锻炼，不听医生的劝告，还总是要再贪一杯。[13]在多数人身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兼而有之，但总是更倾向于其中之一。塞利格曼说，这是一种早在“母亲膝下”就开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自千万次警告或鼓励，消极的或积极的话语。过多的“不许”及危险警告会使一个孩子感到无能、恐惧以及悲观。[14]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体会到许多小小的成就感，如学会系鞋带等。家长可以促使这类成功转变为控制感，从而培养出乐观主义。[15]悲观是一种很难克服的习惯，但并非不能克服。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中，伊利诺伊大学的卡罗尔·德韦克博士对小学低年级儿童做了一些工作。她帮助那些屡屡出错的学生改变对失败原因的解释——从“我准是很笨”变成“我学习还不够努力”——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16]匹兹堡的利维博士想知道把病人变成乐观主义者是否会延长他们的生命。在一次试验性研究中，两组结肠癌病人受到同样方式的治疗，但其中一些人还得到了鼓励乐观态度的心理帮助。试验结果表明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在计划实施一项重大研究，以确定这一心理变化是否会改变病情的发展。[17]因此，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完全有理由乐观起来。你能改变自己。以下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夫·霍朗指出的方法：2[18]一、当坏事发生时，仔细留意自己的想法，把你最初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字不改。[19]二、然后，来做一个试验。做一件同任何消极反应相反的事。比如说，你工作中出了问题。你是这么想的吗：我讨厌我的工作，可我再也不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这时你应该采取行动，就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样：向外寄发个人简历、去参加面试、看看有没有培训项目并寻找工作门路。[20]三、继续关注事情的发展。你最初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霍朗说：“如果你的想法使你裹足不前，那就改变这些想法。这是一种试错法，不能确保成功，但应给你自己一个机会。”[21]积极的思维导致积极的行动以及积极的反应.有证据表明,你对世界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你就很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二、癌症和化学物质——我们走得太远了吗？[1]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召集本州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开会，开始执行第65号提案，即州饮水安全和有毒物执行法案。这一新法令禁止各工业部门向水源中排放被怀疑致癌或引起先天缺陷的化学物质。有些人宣称，新法律还要求在一切可能致癌的物品上贴上警告标签。[2]原来预计，开会那天全是些玄妙的科学和难懂的术语，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布鲁斯·爱姆兹却计划使会议开得更有生气。[3]当爱姆兹走入会议室时，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形象：金丝边双光眼镜、皱巴巴的西服、蓬乱的头发，而菜色的面庞显示，他总是在实验室而很少享受加州的阳光。当某人振振有词地大谈致癌机理时，爱姆兹开始打断他，谈起自己的观点。[4]“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致癌物，”爱姆兹宣称。“啤酒中有十亿分之七百的甲醛和百分之五的乙醇，比水中的任何物质都要危险1000倍。如果你呼出的气息中有啤酒味，那是否意味着你必须向你周围10英尺以内的所有人发出警告?”[5]在大肆宣传最新癌症恐怖的时代里，爱姆兹带来了不同的信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含量一般来说都很低。与天然致癌物含量相比其危险微乎其微。[6]爱姆兹不是个冒充内行的人。他59岁，是全国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致癌问题的权威之一。他的简历中尽是各种荣誉，包括通用汽车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查尔斯·莫特奖(这是癌症研究中最富声誉的嘉奖之一)。他还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甚至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爱姆兹试验是一项突出的成就。这种试验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简单廉价的操作方法，它有助于检测一种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7]但是爱姆兹藐视一切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他投身于环境保护运动，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称为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运动。例如，1987年4月，他和两位同事雷纳·玛格和洛伊丝·斯沃斯德·戈尔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列举了各种各样可能引起癌症的危险。以将近1000种化学物质做的动物试验所得到的数据表明，每日所消耗的普通花生酱三明治中含有的微量黄曲霉素(花生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霉菌致癌物)比我们每日从食物中摄取DDT的危险大100倍。一杯硅谷最受污染的井水比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致癌的危险要小1000倍。他并不是建议人们停止消费花生酱、葡萄酒和啤酒。他所说的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危险比起日常天然物的致癌危险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不清楚它们中有多少有真正的危险。这两种危险都转移了人们对于诸如烟草之类的巨大危险的注意力。[8]爱姆兹的癌症研究是25年前因为一袋炸薯条而开始的。当时他在马里兰全国健康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看到袋上列出的成分时，他觉得还没有人知道每种化学物质对人的基因有什么影响，要了解这些是不容易的。[9]那时，科学家为了测试致癌性，不得不在老鼠身上做耗时费钱的实验室试验。细菌对引起突变的物质很敏感，而致癌物很可能就是引起突变的物质。爱姆兹凭借这些知识，研究出了一种利用细菌检测致癌性的试验。爱姆兹试验被公认是一项主要的科学成果。现在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10]1974年的一天，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爱姆兹建议一些学生对各种各样家用产品进行测试。使他惊异的是，像用于儿童睡衣中的一种阻燃剂一样，许多普通染发剂经测试都呈阳性。当爱姆兹的测试结果导致对某些化学品实行新的规定和禁令时，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环保界的英雄。[11]随后10年间，公众对致癌物越来越关注。爱姆兹说：“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同样也被检测为致癌物或致突变物而呈阳性的天然物数量太多了：果汁、芥菜、芹菜、欧芹等。实际上，在爱姆兹所测试的大约一半的天然和人造化学物中，当给老鼠大剂量时，都证明有潜在的致癌作用。[12]起初，爱姆兹断定他的试验有问题。他的试验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他像普通人一样天真地认为只有人造化学物质是危险的。他现在要问：“为什么要推断天然就是无害的呢?”[13]支持加州65号提案的运动使爱姆兹确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这一点。“当人们说某些先天缺陷是由水中十亿分之一的某物质引起时，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他说，“那是拿人们的害怕心理开玩笑。你总能在水中找到十亿分之一的某种物质。”3[14]在加州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爱姆兹举出了一个例子：由于用氯消毒，自来水含有致癌物氯仿大约十亿分之八十三。咖啡含有两种天然致癌物，每一种都是大约十亿分之四千，而由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人血平均含有甲醛十亿分之三千。[15]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爱姆兹是化学工业的代言人。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不为化学公司、药品公司、食品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提供咨询。他没有接受来自商界的任何好处。[16]环境保护论者反对爱姆兹的观点。他们说，我们有义务在总量上使人们尽可能少地接触致癌物。“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要进行选择。”峰峦俱乐部的卡尔·波普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在饮用水中的TCE(一种可疑的致癌溶剂)和有关吸烟的公共教育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他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非去选择不可。”[17]爱姆兹的回答是：“你不想让每家化学公司从后门倒掉自己的垃圾，但是你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代价就是水里会有十亿分之几的化学物质。你能除去它，但花费巨大。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查微不足道的东西上，你就会看不到重要的危险。”三、鼠与人——“不能解决”的问题[1]密执安大学的N.R.F.麦耶教授几年前做过一系列可以诱导鼠产生“神经官能症”的实验。首先训练鼠由平台边缘跳向两个门中的一个。如果鼠向右跳，右门是碰不开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进网里；如果鼠向左跳，左门就打开，鼠就会找到一碟食物。在鼠已很熟悉这一反应时，就改变情况：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门后，这样鼠要想得到犒赏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实验者也可采用其他变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标记两个门。)如果鼠弄不懂新规则，它每次跳时决不知是会得到食物还是会撞鼻子。最终它就会放弃，拒绝再跳。到这一步，麦耶博士说：“许多鼠宁愿挨饿也不再做选择。”[2]第二步，对鼠施加强大气流或电击，赶它，强迫它做出选择。“处于不能解决的难题之中而被迫做出反应的动物，”麦耶博士说，“最后总是落到一个特定的反应上(比如只向左跳)，不顾结果如何都总是做出这一反应……这种条4件下所做出的反应便固定不变了……一旦出现了这种固态，动物就没有能力学会适应性的反应了。”一旦向左跳的反应被固定下来时，可以让右门开着，使食物呈现在眼前。可是鼠被驱赶时却仍旧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来愈惶恐不安。实验者继续迫使鼠做出选择时，鼠开始惊厥不安，四下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