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第一，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认为造成这种危险的四点原因：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国民党之右倾，商人的恐慌，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报告所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共产党向右转，以换取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否认了联合战线中真正的危机是国民党蒋介石右派所造成的。为缩短左，右间距离，陈独秀提出所谓7条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左的要向右，右的要向左，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以共产党的向右转去讨好国民党右派。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间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企图通过妥协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左转是幻想。第二，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1926年下半年，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左右时局的中心课题。当时无论是从革命的还是从扩大共产党的力量来看，都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内容。而陈独秀在报告中却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说农民“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认为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去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是错误的。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以民众运动之退让去祈求国民党右派之不要反动。第三，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只字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全面放弃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规定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同时，“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作用。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为蒋介石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条件。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虽然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即使不出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中共党中央当时的领导正确，也就可以多保持一些胜利成果，至少不至于造成象后来那样惨重的失败。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它的主要之点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不仅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与此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起来。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从1931年1月—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4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