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棣之解读《子夜》

蓝棣之解读《子夜》蓝棣之解读《子夜》茅盾是一代杰出的天才，这是没有疑义的。他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看法在今天也很难动摇。但是，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会变化的，甚至后来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可能改变前人的地位与价值，文学观念的每一次变化，都将导致重写一次文学史。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逐渐地对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积累了一些看法。现在把这些不很成熟的意见写出来，希望为目前正在兴起的“重写文学史”与“名著重读”的学术浪潮推波助澜。一、文学水准艾略特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话恐怕是各方面的批评家都能接受的。遗憾的是，照我看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子夜》以其伟大的光芒照得我们眼花缭乱，使得我们忽略了对其文学水准进行客观判定。但是，《子夜》的读者都有过很困惑的体验：这固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相当多的篇幅可读性较差，缺乏艺术魅力。《子夜》的结构，以吴荪甫与赵伯韬斗争为主线，以吴荪甫为中心展开了广阔社会生活的描绘。全书共19章，第1、2章为小说的开端，第18、19章为结局。从小说的主线来看，第17章为情节的高潮与顶点，那是吴、赵面对面斗争，斗争形势也至此而急转直下。第4章写场镇农民斗争，第13、14、15、16章写工厂罢工，这样，写工农斗争占5章。还剩下9章，这9章的主线依然是吴荪甫交易所活动，办工厂、发展民族资本等方面的活动。除此主线外，作品广阔描绘了社会生活：第9章写五卅纪念日，描写了游离于革命浪潮之外的一群现代青年对于革命的观感，以及他们的人生观。第6章写深闺少女吴蕙芳来自农村，在上海的苦闷和观感。第5、6章，写现代青年中的两种类型：屠维岳与范博文。第ll章，写渊源有自的金融世家女刘玉英在上海的种种行径。再有第3章是对吴少奶奶林佩瑶的描写。最后，在第8章里写了来自农村的上海寓公冯云卿及其教唆的美人计。也许我可以斗胆地说一句：《子夜》里体现伟大主题的章节都是比较枯燥无味的，而以上所列可读性较强的章节又都与主题关系不大。《子夜》里富于艺术魅力的篇章，依然是茅盾一向比较擅长的浮浪青年，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都市特产交际花的描写等等，而作品的主题却主要是通过30岁以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来体现的。总之，《子夜》的伟大主题与其艺术魅力，二者表现为一种分离状态。这就是我分析《子夜》的起点。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直接体现主题却又枯燥的章节，约占2／3，而主线之外却富于魅力的章节，约占1／3。因此，或许可以说，《子夜》是一部过于笨重的使人望而生畏的作品。茅盾在回顾《子夜》创作时说过：作品里所写的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作品里所写的。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从《子夜》的“文本”看，无论是“第二手”材料，还是直接观察所得，都比较地缺乏艺术魅力。倒是那些无意之间经历和体验过的事件和人物，在回忆中再现的往事，显得很有魅力。在小说理论中逻辑结构与局部肌质、经验与艺术、故事与情节、逻辑结构与诗性结构、素材与结构都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并不是所有进入作品的材料都可以叫内容，而把纯粹技巧都称为形式。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子夜》所提供的描写片断，我们将会惊愕地发现：作品里直接体现主题的约2／3章节只是一些“素材”，只能是“逻辑结构”演绎出来的概念内容，是可以用几句话就加以概括的。而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重要的不是概念内容，不是素材或逻辑结构，而是难于尽述的具体形式或诗性结构。马克·肖莱尔曾经说过：“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谈内容就根本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当我们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这些话对于《子夜》这样的作品和按照传统观念评价《子夜》的批评家，是很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子夜》里那些枯燥乏味的叙述和描写，仅仅是茅盾为了表现概念内容而搜集来的“素材”，是并没有完成的内容。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要想在一部作品里区别哪是素材，哪是结构，并不是很困难的。“素材”是未经作家头脑酝酿发酵，是“拿别人的故事写成书，再去卖别人的钱”的东西；而“结构”是经作家感情充分燃烧、深切体验过的东西，“结构”是作家血肉与生命的消耗。因此，“素材”枯燥乏味，而“结构”富于魅力，是自不待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常常来自作者的体验与洞察，而观察与搜集来的，往往只能是堆砌性的缺乏内在联系的“素材”。就《子夜》来说，它为建构庞大的主题和巨大的框架所需的材料，甚至依靠观察和搜集都还不够，于是它求助于别的文学作品。《子夜》第4章中曾家驹抢劫并企图强奸场镇妇女的那个故事，与华汉的著名三部曲《地泉》中的那个强奸场镇妇女的故事，其情节、其细节，都太相似了。我不想说这是模仿，但也不认为是偶合，因为茅盾读《地泉》时，正是他构思酝酿《子夜》的时候。我只想说《子夜》确是有一种堆砌性特征，堆砌的结果是似曾相识。而艺术创造所需要的恰恰是“陌生化”，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读《子夜》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作品的每个情节和细节，都应该是这样写的，但因此也就丝毫不出入意料，甚至也就淹没了作家的主体性和行文的个人风格。比如写工人罢工，无非是工头分派，女工吃醋，工头吊膀子，工人家庭困难，共产党的工作等等，都是可以想见的，应该如此的，都只需要把听来的故事加以适当想象就成了。《子夜》若干重要情节写得过于程式化，如作品通常是把性描写与枯燥乏味的情节交织穿插起来，以增加可读性：第15章职业革命者苏伦与玛金关系的一大段描写，第1l章冯眉卿、刘玉英、赵伯韬之间关系的一大段描写，第19章对“淫窟”的描写等，都是如此。《子夜》中以谈话来展开的场合是很不少的，吴荪甫对吴四小姐与对屠维岳的两次长长的谈话，是很有代表性的，无非是尽量写得波澜起伏，或先抑后扬，然而都似曾相识。我的看法是，像这样有意使用“技巧”来造成的作品的可读性，其实仍然不是艺术魅力；恰正相反，这样的技巧掩盖了这些“素材”的非“结构”性质。《子夜》往往被称誉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个似乎不言而喻的说法，也值得讨论。实际上，堆砌有关社会问题的调查材料，并不是现实主义，因为文学并不是形象化的高级社会档案。关于这一点，上文我已经有所论述。现在我们举出作品精心叙述的冯云卿被迫拿女儿演美人计的故事，来剖析一下《子夜》的现实主义是怎么回事。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这桩现代美人计的真实性是十分可疑的，尽管作品情节的进展一直指向这个，指向的词都可以找出来：女儿的美，以后还做不做公债，怎样翻本，等等。第一可疑的，是冯云卿怎能把公债投机的胜负押在一点渺茫的信息上，而获取如此重要的信息却又让娇生惯养，毫不懂事的孩子去办，第二，赵与冯女的关系是个悖论，第三，冯眉卿并非情场惯将，又如何懂得利用肉身去刺探情报，冯云卿怎么能生出这样荒诞的联想?，第四，冯家还是个诗书传家的家庭，怎么竟如此伤风败俗?我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只能是个讽刺故事。茅盾在这里有很高的嘲弄，既嘲弄了地主阶级，又嘲弄了冯眉卿之类交际花型女性。冯云卿本来是要女儿用肉体去刺探老赵做公债是多头还是空头，可女儿在与老赵睡觉之后，竟把美人计之为“计”的任务忘记了，到头来非要向父亲作出交代时，她却想：“老赵而弄到卖什么，那就不成其为老赵，不成其为女人喜欢的老赵了，于是她异想天开地告诉父亲老赵是多头，于是冯云卿决定动用留给女儿陪嫁的一万元银子。这样的例子，还有曾家驹来到吴荪甫家后，在国民党党证问题上，受到几位都市青年的调侃的场面与对话描写，以及吴荪甫在与屠维岳谈话之后，认为当今好青年都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等等。请看，这怎么可能是真实的故事，这哪儿是什么现实主义j这是很高明、构思巧妙、辛辣又幽默的讽刺艺术。我觉得，倒是在讽刺艺术的辛辣和幽默上，表现出《子夜》的文学性水准。二、主题先行确有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在动笔创作之前，主题就明确了，但这个主题是生活暗示给作家的。好些作品是写作前主题并不明确，当创作过程完成之后，作家明白了作品的主题。对于伟大的和经典的作品来说，往往是创作过程结束时也不明确，永远也不明确。歌德在回答关于《浮士德》主题的提问时说：就像我知道而不告诉他们似的，其实我哪里知道呀，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题辞和主题，苏联文学理论界不断地有很新颖的阐释。关于我国不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能够说曹雪芹明白他写作的主题和动因吗?正因为不大明确，才显出一种神秘性和深不见底。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很少受到作家所处时代中某一文学潮流期待水准的限制，而有更多的潜在读者，因而可以为世世代代的批评家不断地阐释下去。但是，有一类作品我们并不陌生。这类作品在文学功利主义观念的指引下，把文学看成工具，作品的主题很明确，但非生活所暗示，而是作家的抽象理念；作家按抽象理念或观念布置作品框架，然后搜集材料往这个框架上堆砌，如遇困难，即调动“技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照我看来，《子夜》属于此类作品；但我要郑重声明：《子夜》是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然而毕竟是在此之属。主题先行，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由于主题先行，我们看到，《子夜》的人物与情节，可以说是根据主题的需要设计的。照我看来，吴荪甫这一形象还是刻划得不错的，虽然这一形象也是按照主题需要设计的。作品预先确定的特定主题需要这个工业资本家是有魄力、有理想、有手腕的，然而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面前，他又是反动的，他弱肉强食，但最终败在买办金融资本家脚下。吴荪甫之外的一些人物，可以说只是一些表现主题的符号，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青年职业革命家，一群中、小资本家，好几位交际花等，都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屠维岳这个人物也是根据主题需要设计的。按主题的需要说，主子吴荪甫有魄力，走狗屠维岳精明而沉着，这样，他们败在买办资本面前，才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然而，吴荪甫这个形象仍然是成功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作家对这类人物体验很深，尤其是，在吴荪甫这个形象里，无意之中多少寄托了一点茅盾的政治境况与文坛境况。从政治上说，他处在教条主义与取消派之间，从文学上说，他处在激进的创造社、太阳社与落伍的作家群之间，——你看，这是不是多少有些像吴荪甫被夹在买办金融资本与工农运动之间呢?读《子夜》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从深层心理看，吴荪甫就是茅盾，这正如读《家》时，不自觉地就觉得觉慧那双看事物的眼睛就是作家巴金的眼睛。在《子夜》里，四小姐吴蕙芳与诗人范博文这两个形象，写出了茅盾的困惑。如果我们试图追究《子夜》创作的深层动因，我认为那是茅盾在政治上受到压抑，政治才能不能得到施展，转而在文学创作上找寻施展政治才能抱负的机会。我认为，《子夜》创作时的无意识趋向，无意之中给作品带来了可以弥补某些重大缺陷的艺术魅力；而《子夜》那些太明确的、多少有些游离于题材的观念，以及由此设计的情节和人物，使得作品看去有些像形象化的颇具科学性的社会文献。《子夜》问世之后，社会与经济学家反响很热烈，认为作品堪称中国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百科全书。党在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如瞿秋白，也很快撰文评论。恐怕可以说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无意之中想象的“潜在读者”，就是他们。虽然茅盾说作品是一次把理论问题通俗化的尝试，但在心理深层，他的作品是写给党的政治领导人看的。我们不难设想，这样的功利性过于强烈的作品，为什么鲁迅、叶圣陶等对它的评价显然是有保留的。茅盾在创作《子夜》过程中，对作品的政治主题多有注意，而对艺术形象确有疏忽。这里有一个很能说明大问题的小例子。赵伯韬在作品中应该说是第二号重要人物，可是，看来赵伯韬在茅盾心目中，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在第2章，作家说赵伯韬“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一张三角脸，深陷的黑眼睛炯炯有光”。在“美人计”那一章，赵伯韬的形象，在冯眉卿眼里是“大块头”。而在第17章，赵伯韬是身躯粗壮，威风凛凛的大个子，是个高大汉子。自然，我们可以设想这是因为茅盾在把几个生活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