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构建》读书笔记

中国古代国家构建----以宋初为例杨涛--14307090056福山《国家构建》一书，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用于理解国家概念的多种维度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弱化的原因，并从国际视角讨论了国家弱化问题。然而，国家构建不仅存在于近当代，古代的国家构建（与当代国家构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仍有契合之处）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对古代中国（主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期）国家构建的研究，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了解，为当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提供经验与教训。现以宋初的国家构建为例，探讨中国古代国家构建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当代的启迪。一、背景经济基础决定上成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构建常出现于新的政权的诞生（也有政权的自我革新）及生产力的飞跃时期。朝代的交替，政治经济的巨变，几乎不可避免的需要重构原有的国家体制，因此，对宋初国家构建的背景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五代政权割据，政治乱象横生。五代“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国家不断分解与重组（五代五十三年，历八姓十帝），“唐初所建立的政治格局已经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了控制能力”，加之北方辽的威胁和南方尚未实现统一，摆在宋初统治者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充分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重建政治格局以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即加强中央集权。这也是宋初国家构建中最重要的一点。其次，唐末社会经济已经衰敝不堪，继之而起的五代，由于战乱频繁，经济更是一片残破，所谓“百万家之生聚，俱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威胁新生的政权。发展生产力，恢复经济，成为宋初统治者的必修课题。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也已崩溃，在经济上，亟待建立新的制度。最后，五代政权频繁的更迭，皇帝权威受到削弱，皇帝已经由“天子”蜕变为了“官家”，作为皇权重要支柱的“君权神授”的神秘光环，也早在五代的血雨腥风中烟消云散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皇帝权威亟需加强。加之，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其权威来源，在当时人眼中，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宋初的社会状况，就要求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重新构建国家体制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二、国家的构建“国家构建就是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这是福山在《国家构建》中对国家构建的定义。宋初的国家构建，同样强化了原有的国家制度，即顺应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或者方法，对后世国家体制的建设影响颇深。在政治体系的设计上，宋初统治者继承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传统，遵循着维制的统治理念。所谓维制，即约束制衡。“以维制思想为核心的官制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各个方面”，其目的就是要构筑君强臣弱、强干弱枝的政治格局，最后实现“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互相维制，以集权。在军事上，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初步灭绝了武将夺权的可能性，其次又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在军事力量上体现本末的关系。主要方法是禁军国家化，“收四方劲兵，列营京哉，以备宿卫，分番屯宿，以捍边围”，“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这样就使禁军占据了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地位，地方军事力量得到压制，改变了原有的本末倒置的关系。二是军队的组织上加强对兵和将的驾驭。通过废节度使，建县；更戍法；文官治军等方式，将领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最终效果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札，虽有暴庆态维，无所间”。用维制思想改造军队，其目的在于在军队中建立起制度，而制度才是对军队控制的有效保证。在官制上，中央建立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度支、户部与盐铁），实现行政、军事与财权的分立。原有的宰相权力受到削弱，降低了宰相专权的可能性。地方消灭节度使，设置地方行政机构，直接归中央管理。在官制改革中，由于宋初统治者较保守，且亟待恢复经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治理策略，政府职能范围减小（只是相对缩减，因为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政府职能几乎涉及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为实现这一点，又采取了四个措施：加强科举考试，增加时务策的考查，选拔出治国人才；实行严格的考课制（即现代意义上的考核制度），考核官员政绩；掀起严厉的反腐风暴，惩治贪腐；最重要的是，建立通判制度，监督地方官员。这些制度的构建，促成了宋初官制的完备与成熟。政府职能范围的缩小和国家力量强度的增强，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也为日后宋代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宋初国家构建很重要一点就是，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建立人民的认同感。通过兵变的方式成为皇帝的赵匡胤，其合法性既不满足传统型（传统的神圣性和传统受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也不满足法理型（法律制度和统治者指令权力），更无魅力可言。建立人民的认同感，福山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合法性唯一真正的来源则是民主”。显然，在当时条件下，民主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的。但宋初建立其合法性的方式，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经济上的“收买”，宋太祖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农商的政策，这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来说，是最诱人的了；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在百姓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最后，他或利用佛教，或利用道教的神授思想来设法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宗教，重新向百姓灌输“君权神授”的观念。由此，获得大众认同，确立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宋初的国家构建，从国家制度的高度，在政制，军事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取精去粕，形成了完备的国家体制，改变了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为宋的昌盛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对原有制度的继承，如中央分权，对地方集权，科举，监察，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古代的政制；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如财、政、军的明确分立，统兵与调兵权的分离等，又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之，宋初国家构建，革故鼎新，在中国古代的各次国家构建中，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三、古代国家构建特点及现实意义以宋初为例，基本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国家构建的几个特点：时间上，大多集中在政权更迭、发展迟滞、危机四伏的历史节点上，如秦初、汉初、清末等；重构的动力上，有内部和外部之分，例如，北魏孝文帝对国家的重构，主要是对汉文明的崇拜，清末新政又是在统治危机四伏情况下，被动地反应；领导者上，一般为统治者和政治家，如宋初主要是统治者大力推动，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又是政治家主导；权力结构上，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从秦汉到明清，历次重构，几乎都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也有例外，如元初）。指导思想上，外儒内法，综合运用儒释道等学说，如秦初法家思想占主导，汉初又尚黄老之学；重构效果上，成功与失败并存，元立行省制对辽阔帝国建立了有效统治，唐末藩镇制却导致国家混乱；等等。“一切对历史的探讨与研究，都应专注于现实和未来。”对古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也必须落脚于现在和未来的国家构建之中。于是总结出以下一些经验教训和原则规律：其一，国家构建具有艰巨性，必须有坚强的领导与明确的目标；其二，必须构筑起制度构建的基本理念，为制度注入灵魂，增强制度的协调性和互助性；其三，政治体系设计要建立主干制度与配套制度，使有限的政治资源利用最大化；其四，“没有最佳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最佳的制度”，对制度的移植、继承与创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五，增强制度力量，控制政府职权范围；其六，解决好政制上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等等。最后，从福山《国家构建》一书的现代视角，来观察古代中国的国家构建，总结其特点与经验，为当下和未来国家的构建提供一些思考角度与借鉴，这是我阅读《国家构建》一书最大的收获，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