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刘志彪】

1DISCUSSIONPAPERSERIES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IndustrialEconomicsDepartment,NanjingUniversity讨论稿No.111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刘志彪IED2011-12-30版权所有©刘志彪2011。本文任何两段文字以下的引用或转载无须授权，但须标明出处。2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长三角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刘志彪1，21、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南京210013）摘要：经济转型升级与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战略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只有把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的“后发优势”战略转型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先发战略”，才能有效地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才可能避免使发展过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成功地进行发展动力源的切换。长三角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争当价值链的“链主”。又好又快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和最为关键的工作抓手。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启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等于抓住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牛鼻子”。在目前长三角服务业存在投入相对不足、进入的行政壁垒较高、全球化发展程度不够的条件下，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就是要先过去抓工业化一样抓服务业发展，就是要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以全球化视野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利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效应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协调地发展服务业。关键词：两个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长三角＿＿＿＿＿＿＿＿＿＿＿＿＿＿作者简介：刘志彪（1959—），男，江苏丹阳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和长三角区域经济研究本文引用标识：刘志彪，2011，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讨论稿系列No.111.3“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星地带——长三角地区“再创一个黄金发展期”的关键时期。为了顺利地完成国家赋予长三角地区的“两个率先”的战略任务1，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全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示范区、改革创新的引领区、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国际化发展的先导区”，一个逻辑的、自然的行动就是长三角两省一市要尽快通过构建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深度区域一体化中地推进创新型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尽快地实现转型升级2。现在有识之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继续在过去的体制机制框架下，沿用“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规模大但是生产率却不高的低附加值产业，长三角地区要想顺利地实现“两个率先”的目标，是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求基础和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率先行动。长三角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毫无疑问应成为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表率、典型和示范。据此本文认为，长三角地区必须首先扭转或突破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普遍采取的“后发优势”发展战略趋向，率先采取“先发优势”发展战略，通过发展战略的转型来带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以此为前提，本文探索了经济转型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复杂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首先启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只有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才能有效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性、思路性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这一命题，具体地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和设想。一、长三角：发展战略选择与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问题讲了许多年，发达地区的政府也一直在采取各种推进行动，但是实践成效一直不是很明显。我认为这跟我国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普遍采取的发展战略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有关3。过去三十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在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是“后发优势”战略，即瞄准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科技和产业，用模仿和学习方式不断地追赶，以期达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缩小发展差距的目的。这种“后发优势”战略在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具体的主要特征是：在技1在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国家规划“到2015年，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下我们简称“两个率先”。2经济转型升级这个中国经济研究中的炙手可热的词汇，其实是由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两个专有的范畴复合而成的习惯用法。前者具有双重的涵义，其一是指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的更新，其二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体上是指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后者从宏观上特指产业结构水平和效益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过程；从微观上特指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的过程。3一般认为，战略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活力决定效益，效益决定发展。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只有战略转型才有可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4术上主要是靠引进，或在研发上跟踪模仿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或基本不靠自主创新；在产业上主要是靠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吸收FDI，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或外包而不是主要鼓励本国公民、本国企业进行自主投资或自主创业；在投入上主要是依靠低级的、一般性的生产要素而不是高级的、专业化的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生产加工环节；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外需而非内需拉动，出口导向、出口创汇成为主要追求的发展目标；在比较优势上是用低成本要素而非依靠生产率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进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在市场体系处于发育时期、资源不仅稀缺而且严重匮缺的年代，为了实施上述特征的发展战略，很自然地就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去集中有限的资源投资于大项目、办大事情，由此形成了后来的以强势政府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必然要利用强势政府的力量去替代弱小的市场功能，以节省赶超时间和加快赶超速度；必然要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去招商引资（如廉价土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对环境管制不严等）以增大经济规模，增加财政外汇收入和实施出口导向；必然会形成以数量为特征而不是以质量为中心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从而助长对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和外汇等数量指标的盲目崇拜。实施这一战略虽然避开了我国自行探索和自行研发过程中的高昂成本，利用别人的经验绕开了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弯路，节省追赶时间，是“中国奇迹”取得的基础和基本保证，但是由此也必然难以避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即发展速度很高但发展的代价较大，人民得到的实惠相对较小。进入“十二五”时期，支持我国继续实施“后发优势”战略的发展环境和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要变化。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衰减，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基本释放完毕。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即要从“体制转型红利”转向寻求“制度创新红利”，依靠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能；要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寻求“人力资本红利”，通过提高劳动者知识和技能、提升劳动生产率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要从“全球化红利”转向寻求“扩大内需红利”，把出口导向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要从“要素投入红利”转向寻求“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红利”，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效率提升而不是要素投入；要从“非均衡发展红利”转向寻求“均衡发展红利”，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均衡地发展社会、文化、生态等。这一切至少标志着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约8000美元的长三角地区，要完成“两个率先”的战略任务，其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行动必须逐步扬弃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普遍实施的“后5发优势”战略，率先带领东部地区转向“先发优势”的战略轨道4，即从学习模仿策略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长三角地区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国际规则制定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把创新驱动作为未来的核心战略是符合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战略定位的。众所周知的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外，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只有新技术革命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深层动力。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的平台将重新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和体现，也是决定一国经济话语权的力量所在，是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旧有的格局的主要推动力。因此长三角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创新型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我国发达地区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5。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创新型经济，是中国克服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行发展动力源切换的主要途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转入新的发展轨道、实现非线性的跨越发展，要依赖于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要依据于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推动，否则很难实现。一方面，经济发展动力的切换、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发展模式的转变似乎只是经济层面的事情和自身的参数调整，但是实际上推动经济系统转型的动力背后，更大的系统性动力在于重大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是既有存量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不仅仅是边际量的调整。因此如果没有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根本无法顺利实现这种发展动力源泉切换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在制度创新的保障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在于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因为只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才能够及时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并取得高额的附加价值和经济回报，才能够消化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再评估中的价格飙升压力。其实，拉美陷阱可能就是与拉美国家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没有采取先发战略、而是继续采取具有后发展战略特征的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继续鼓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对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企业因创新不足而难以摆脱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链主”的控制，长期被锁定在低端因而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由此看来，创新驱动是越过“拉美陷阱”的关键，而运用学习模仿驱动发展4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5姚先国，“实施人才集聚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今日浙江》，2010年第4期。6模式进行追赶，追赶者容易步入先行者精心设计的“模仿陷阱”，而在先发优势战略下，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会打破技术垄断，形成新的技术轨道和范式，因此赶超者会逐步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从而避免出现陷入拉美陷阱。这些都是长三角地区在未来的发展战略选择中必须高度重视的经验和教训。依据“先发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与过去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基于“后发优势”所采取的“后发战略”有根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长三角地区依据“先发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多层涵义：一是从经济功能定位上看，它将从世界制造车间向全球区域创新中心之一转变；二是从产业选择上看，它将从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承接向新兴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自主创业创新转变，逐步建立起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从城市性质看，它将由分散的点状城市向网络状态的全球性城市演变，城市群创新将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的主体；四是从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关系看，它将从主导价值链的中端，逐步向主导价值链的两端转变；五是从要素投入关系看，它将从物资资本投入驱动向人力、技术和知识资本驱动转变，要素生产率将会大大得到提升；六是从比较优势看，它将从成本领先向品牌集聚转变；七是从空间经济布局特征看，它将从“块状产业”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八是从新一轮的全球化方向看；它将从“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提高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将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二波”全球化行动的重点；九是从发展动力看，它将是使出口导向与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