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意识形成与发展之研究

1台灣意識形成與發展之研究陳禕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理論組研究生）壹、前言所謂「意識」(Consciousness)乃人所特有的反映客觀存在的最高形式。1人的意識生根與萌芽端賴該意識是否與現實環境密切結合而定。「台灣意識」乃生活於台灣之人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基於同為台人之共同利害關係和共同情懷，而產生為維護台灣此地居民之共同權益或謀求台灣此地發展，反對外來侵害的共同意識之總稱。其大體上是由一批社會菁英配合當時的現實環境，所鼓吹與宣傳的一種社會意識。因此本論文欲採「菁英理論」配合上「原生論」、「結構論」與「建構論」等三種認同理論，藉由菁英們在當時特殊歷史背景下倡述行為之論述分析，來連貫台灣民眾在歷史演變過程中，面對不同的政權與外在刺激，不斷自我調適整合的各種文化、社會、政治等心理面向的反映。「台灣意識」這個用語，最早是出現於60年代，當時是作為在日本的台獨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武器而被提出的，2由於此時的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因此它僅侷限在海外的台獨社團中，尚未擴及於台灣社會。直至7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鄉土文學的興起，其才以一種文學的觀點首次登上台灣的舞台。31983~1984年台灣知識份子爆發「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熾熱意識論戰，則使「台灣意識」之概念進一步的成形。41987年7月台灣正式解嚴，在掙脫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與箝制，原有的國家定位、國家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政黨認同驟然解體，許多學者也紛紛開始投入台灣意識的研究行列。5再加上90年代政治領導者的極力倡導以及大眾媒體的宣傳助威之下，致使它成為台灣近20幾年來成長最快且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意識。隨著台灣意識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日與俱增，也吸引了許多政治人物與海峽兩岸的學者爭相對其進行詮釋：如有人視之為族群（省籍）意識；也有人主張其為與中國意識相互排斥的民族意識、台獨意識；還有人矮化其為從屬於中國意識的地方意識、鄉土認同。眾人的詮釋會有如此大的分歧主要是由於台灣本身具有1郭炤烈，1999，＜台灣意識的歷史軌跡＞，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頁34。2曾健民，1999，〈「台灣意識」辯析〉，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頁646。3同上註。4趙玉福，1999，〈台灣意識的複雜性與中國意識之關係〉，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頁618。5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1999，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頁59-60。2特殊的歷史經驗，意識界定的因素會隨著時空的推移而有所遞嬗，且民眾在面對不同的接觸環境、經驗背景以及外在的刺激則會產生不同的感受與反應，亦使台灣意識出現不同的意涵和風貌，而造就它呈現多面向、多形式的獨特性。但諸多研究者在詮釋台灣意識時卻常忽略其這獨特性，往往只從單一個定點切入，再加上部分政治菁英常帶有特殊的目的來詮釋，甚至塑造某種有利於其需求的台灣意識。以致往往產生片斷性、選擇性的迥異詮釋結果。這非但無助於我們了解台灣意識歷史發展的演變與內涵，且易使台灣意識被僵化或定型化。有鑑於多數的研究缺乏世代的連貫性，常出現集體記憶的斷層，而讓整體的台灣意識處於紛雜、混亂的局面。因此筆者希望透過縱、橫向的分析，藉著清楚的意識心理發展過程脈絡，將片斷、零散的部分按照時間的先後串聯起來，歸納導引出一個較全面且周延的意識，以讓讀者能清楚了解台灣意識的形成、發展與內涵精神。貳、日治時期(1895~1945)的初始萌芽日治時期以前的台灣為一多族群的移墾社會，自開發肇始，由於渡台開墾的移民來自不同的原鄉（主要以漳、泉閩人、粵東客人三籍為主），各地區的人文和地理條件有別，彼此間有些差異性。再加上當時的移民通常依其本身在大陸的祖籍分地而居，在分籍而居的情況下，因彼此有著相同血緣、文化與語言下，便容易產生共同的情感或共同的意識，如「漳州意識」、「泉州意識」或「閩南意識」、「客家意識」等以祖籍為認同對象的區域性意識。初墾時，各籍相離甚遠，後來地利日墾，田土相錯，這些區域性意識便容易因為開發所產生的土地、水利等爭執或是基於保護己方之人士，報復他群之傷害而表現在清代台灣民間社會層出不窮的集體械鬥上。《台灣採訪冊》對祖籍間之對立衝突的情形有此段描述：閩每欺粵，凡渡船、旅社中途，多方搜索錢文，粵人積恨難忘，逢叛亂，粵合鄰莊聚類蓄糧、聞警即藉義出莊擾亂閩之街市村莊，焚搶虜掠閩人妻女及耕牛、農具、衣服、錢銀無算，擁為己有，仇怨益深。6對於當時這些對台灣民間社會深具影響力的地方性意識，清代官修方志《淡水廳志》亦有此記載：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6林偉盛，2003，〈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的原因〉，收錄於李筱峰、張炎憲與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上）》。台北：玉山，頁275-276。3也，然同自內地播遷而來，則同為台人而已，今以異省、異府苦分畛……7由上述這些史冊的記載，可以得知在清代時期自各地移入台灣的漢人，他們所認同的，僅限於自我族群、原鄉地緣、宗姓血緣或地方村莊等而已，尚無同為台人的共同情感與利害關係的群體意識。1895年甲午戰爭戰敗，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項歷史變局，造成台灣人不分祖籍均居於被統治者的地位，「台灣人」在相對於「日本人」的脈絡中成為一個社會政治群體，遂使原先台灣島內內部分歧的各種漳、泉、客家等地方意識，因彼此間有共同對抗的對象與訴求，紛紛退居其次，而逐漸凝聚且結合成所謂同為被統治者的台灣人集體意識的「台灣意識」出來。此點我們可由日治時期台灣民間社會，不同祖籍間的漢人集體衝突械鬥逐漸消聲匿跡，反由諸多武力及非武力抗日運動取而代之，可以得知。再加上日本殖民政府積極在台推行「國語」教育，日語的普及化對當時化解各祖籍間，因言語帶來的隔閡有一定的作用，以及1908年縱貫鐵路通車後，在西部平原形成緊密的交通網絡則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8這兩個外在因素更是促成台灣意識強化與蔓延。而此時期的「台灣意識」主要表現在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這兩個面向上。一、作為民族意識的台灣意識在日治時期，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當時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可說是源自血緣與文化關係所帶來的認同感。從原生面來看，其意識主要是建立在漢民族的基礎上，是天生被賦予的。人們自小便被灌輸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悠久的歷史血統，這種觀念可說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在面臨異族統治之時，此種自小深植民心的觀念便自動轉化成民族意識，其不但表現在多起武力與非武力的體制內抗爭之外，且在日本大力推動同化運動的情形下，民間社會也自發性的保存自有的文化。其中最為明顯的是漢文書房與詩社。雖說日本曾以消滅台人傳統文化為前提，推行所謂語言同化政策，自1896年起，便相繼設立「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但日治時期大多數中、上階層的台灣人，其依舊固守其傳統的漢文書房教育。雖然全台灣書房的數目曾因戰亂而銳減，但其後則有呈現漸增之勢。對此吳文星教授曾研究指出：1897年3月，全台灣計有書房1224所，學生19022人；1898年3月，增為1707所，學生29941人。9由此數據我們可以了解到傳統書房之數目與學生的人數，無論是絕對值或增加率，均非國語傳習所所能比的。7黃俊傑，1999，〈論「台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頁6。8江政寬，1999，〈台灣史中的反抗精神〉，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頁298。9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頁314-318。4除了傳統書房外，日治時期台灣意識的民族情感也表現在傳統詩社上。約有200個詩社以保存並發揚傳統的漢文化為職志，而其中則以櫟社最著名。陳昭瑛教授的研究指出：1911年以後由於受到梁任公的鼓舞，櫟社中有許多成員投入反日的文化啟蒙運動與政治運動，如中堅人物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以及後起之秀葉榮鐘、莊垂勝，突破棄地遺老、哀毀自傷的格局，並為中國古典詩史寫下最具現代精神的新頁。10而櫟社中的連橫在其著作《台灣通史》中，更表現出傳統儒學的嚴華夷之防的精神，並藉著寫史來維繫民族認同。台南名醫吳新榮的父親也因受到強烈民族意識之影響，而將其畢生行醫所賺的金錢及心力都投入在《台南縣誌》以及《南瀛文獻》的編輯工作，以保存民間地方之文化。11台灣著名作家巫永福，更是在日治末期嚴厲實行皇民化運動之際，大膽推動《怒吼吧！中國》話劇的演出，且在皇民化時期，台灣人民仍暗中學習漢語，收聽祖國的廣播，對日人推行的改姓名運動不屑一顧，既使少數被迫更改者，亦以穎川、江夏等帶有祖國故地意識的姓氏冠名。另外，他們也仍堅持祖先祭祀，在宗祠的祖先牌位上銘刻著祖籍堂號以表達懷念故土、追維祖德、慎終追遠和報本返始的感情，不因日人取締而廢止。對日人配合皇民化運動所推動的種種施政不予響應、不予合作。一些被迫加入皇民奉公會的人亦大都抱持著消極敷衍的態度。他們這些作為與態度若非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作為精神基礎，絕難以成事。二、作為階級意識的台灣意識在日本殖民的政治、經濟的脈絡之下，台灣人往往是屬於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而日本人則以殖民者的地位居於統治、支配階級。不但大部分的官吏公務員、資本家及其從屬人員（如公司職員、銀行員等）均由日本人所獨占，且他們的背後往往又有日本本國的政府及大財閥等強權作其後盾。所以也塑造了其在政治及經濟方面支配者的地位。相對而言，大部分台灣人均屬於農民勞動階級，處於一個被剝削、被壓榨的地位。因此當資本階級與農民勞動階級彼此間發生對立時，日本人自然依附於資本家，而台灣人則往往與農民勞動者站在同一陣線。便形成另類的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對立，此時的對立既可說是政治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經濟上資本家與勞動階級間的對立，也可說是民族上的對立。換言之，在日治時期政治經濟上的階級對立往往與文化上的民族對立合而為一的。在台灣有句俗語是這麼說：「第一憨，種甘蔗呼會社磅」，這是反映日治時期台灣蔗農在台灣買辦階級與日本資本家聯合掌控的製糖會社壓榨下的無奈心情。根據「原料採收區域制度」，製糖會社可以片面決定甘蔗收購的價格，且農民自己10陳昭瑛，1996，《台灣詩選註》。台北：正中書局，頁6。11同註7，頁10-11。5種的甘蔗不能自由處理，必須賣給指定的製糖會社。農民因無法忍受日本資本家這般的剝削，遂於1926年6月28日，在簡吉、黃石順等人的主導下，成立了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並向日方進行抗爭的行動。1929年2月19日，由台灣勞工階級所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也正式的成立，在聯盟的推動之下，在全台發動以爭取合理的薪資為訴求的罷工抗爭行動。當時台灣發生上百起的農工階級的抗爭行動，均代表著被剝削、壓榨的勞力階級欲爭取合理待遇的意識表現。且在民間社會中，日本人往往稱台灣人為「清國奴」，來貶低台灣人，以襯托出其優越的地位。而台灣人雖處於一個弱勢的地位，但也毫不服輸的回稱日本人為「四腳仔」、「臭狗仔」，以示尊嚴。12除此之外，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其治台大綱裡的第二條乃標榜其施政方針是置於「生物學」的基礎之上，13這明顯帶有歧視、輕蔑台灣人民之意味。這些說明了當時不管是台灣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心中均存有著相當強烈的階級意識。而此時期的台灣意識仍依附於中國而深受其影響，從其中對漢文的珍惜以及祭祀祖先表達追維祖德、慎終追遠的態度等等表現，可以明顯知道此時的台灣意識仍對中國有著無法抹滅的濃厚情感存在。參、兩岸統一時期(1946~1949)的發展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此事對於被日本人殖民統治長達五十一年的台灣人民來說可是一大喜事，其以為從此便可掙脫異族之統治，並恢復應有的自由與平等。因此對於當時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大都抱持著熱烈歡迎的態度，此情景我們可從吳濁流先生的《無花果》一書，其中一段對戰後初期台灣民間反應的描述，可窺知一二：這期間，在各街市積極而順利的組織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