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发展策略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发展策略研究一．全球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起源于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在2008年横扫全球，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是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景气循环，而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全球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金融机构损失惨重。遭受损失的机构从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扩大到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几乎涵盖了金融体系的所有机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被政府注资接管，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美联银行在内的五十余家银行破产，雷曼、贝尔斯登等五大投资银行相继破产、并购或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欧洲多家大型金融机构深陷财务，被并购重组或被政府注资接管。冰岛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数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外债规模使其面临“国家破产”的困境。据IMF测算，全球金融机构的最终损失将高达4万亿美元。实体经济遭受重创，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衰退和调整期。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陷入衰退，居民消费、工业生产以及进出口增长大幅放缓，就业形势恶化；信心疲弱和出口大幅下滑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外流问题突出。部分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流入的经济体受到较大冲击，中东欧部分国家因外部融资环境和本地区经济前景恶化而一度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的预测，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将萎缩3%-3.5%，其中美国经济下降2.6%，欧元区下降3.2%，英国下降3.8%，日本下降5.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情况略好，但增长也将大幅放缓，2009年将仅增长1.5%-2.5%。在全球空前一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2009年的世界经济初显稳定迹象。金融体系方面，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已经回落至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摩根大通和高盛先后偿还政府救助贷款并实现上半年盈利；实体经济方面，主要国家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底部持续上扬，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强，多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可能已经度过“最坏的时期”，全球的联手抗击行动使世界经济免于陷入经济大萧条，但“历史经验表明，衰退后的投资恢复往往是缓慢的，如果衰退与金融危机有关，则更是如此”（引自IMF报告），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复苏将是漫长而缓慢的，在本轮危机中暴露的各种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和固有的矛盾，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来进行化解，经济的恢复过程将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所处的漫长的恢复调整过程可称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复苏调整过程，即是对世界经济秩序、国际货币体系和监管体系进行调整和重构的过程。（一）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根本原因，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也是新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界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各国经济的效率，但同时，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过度借贷，过度消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经济增长对出口需求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而大量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则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维持其长期借债消费。随着发达经济体高消费、高杠杆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失衡必然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加以释放。而新经济平衡点的形成，一是取决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去杠杆化”，即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二是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改善，即靠提升内需去消化过剩产能。（二）危机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多的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以单一国家主权信用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剧了风险集中和危机传导。当一国货币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货币当局难以兼顾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负债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内难以持续。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处于主导地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国际金融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限，无法形成对主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伴随“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近期，央行周小川行长公开发文，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建议在特别提款权（SDR）的基础上，发展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避免主权信用货币做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可以想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调整完善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争得更多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三）危机暴露了现有监管体系在跨行业、跨市场、跨国境的金融创新方面的监管真空，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亟待加强。本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危机的快速蔓延暴露了部分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理念、体制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度相信市场的作用，忽视了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二是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对复杂产品风险链条、跨行业和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及场外交易无法进行有效的风险监测和分析；三是国际合作方面，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对于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监测。在应对本轮危机的过程中，多国央行联合行动，通过同步降息及其他量化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而同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将成为下阶段国际监管体系改革的主导思路。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政府主要应对措施在管理汇率体制和资本项目非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外部实体经济的衰退引发外部需求的急速下滑，并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而外贸出口的大幅下滑又进一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开工率不足、就业压力增加及股市、楼市的负财富效应也对居民消费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深度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为有季度统计数据（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看，我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已经延续了8年的高速增长，其自身也面临周期性调整的需要，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都需要进行调整和转变，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调整的深度。为抵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防止国民经济深度下滑，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扩大国内需求。概括来看，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强力拉抬内需，增强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是投资方面，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积极调动社会投资。在两年内通过增加安排1.18万亿元中央投资，拉动四万亿元投资规模，资金投向主要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同时，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和领域，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鼓励项目的建设。二是消费方面，重点放在增强消费能力、发展消费热点、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预期等方面，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优抚对象的待遇水平，较大幅度增加各项涉农补贴。开展家电下乡、农机具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积极拓展农村市场，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完善汽车等消费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政策障碍，稳定和增强居民的消费预期。（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国家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提供配套金融服务支持。从2008年下半年起，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利率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计下调1.62个百分点；四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控制；加强信贷政策引导，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在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均衡增长的基础上，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优化信贷资金结构，重点为中央投资项目、“三农”、中小企业、就业、助学、灾后重建、扩大消费、自主创新等领域提供信贷支持。（三）实施产业振兴规划，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重点是组织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十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一是加大信贷支持，调整税收政策，实施重要产品的收储，稳定生产，稳定市场，支持企业渡难关；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三是加快改革创新，鼓励兼并重组，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优化生产力布局。密集出台一系列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方案，强调加强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形成产业结构的梯级布局。区域规划政策的核心旨在通过充分利用区域地理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特色，构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五）加大科技扶持力度，加强自主创新和科技攻关，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财政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重点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等工程建设；结合重点产业振兴，推广应用一批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自主创新技术；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特色产业基地发展；建立人才和创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业。（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促进就业，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在安排投资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注重发挥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保险体系，进一步提高各类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扩大各类社会保险的有效覆盖范围，启动实施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行扶贫政策；提高全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抓紧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同时，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力度。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可概括为扩内需、保增长、稳出口、调结构和促民生五方面，从短期来看，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势头，宏观经济呈现企稳向好的积极变化；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拓展国内需求，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展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在2009年一季度见底后于二季度开始启稳回升，出现了积极变化。但总体来看，宏观经济指标的局部好转一是来源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引发的政府投资的高速增长，二是来源于宽松货币政策下基础货币和信贷资金的巨额投入，从长期来看，两者都不具备可持续性。依靠大量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资金投放来拉动的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可持续路径，应是在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完成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及结构的调整。（一）中国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长期驱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互相演进的三十年，其间，财富的增加、国民福利的提升莫不与此息息相关。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19.8%，人均GDP为256美元，而至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5.7%，人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