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讲义

1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讲义一、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研究1.杨成志在云南的人类学调查1928年7月，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等，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到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从广州经香港、越南到昆明，8月，容肇祖返回，10月，因社会混乱，土匪出没，史禄国夫妇返回。杨成志于1929年9月初出发，经嵩明、寻甸、会泽到巧家，深入凉山彝族聚居区调查，12月返回昆明，对昆明和河口民族进行了调查。之后回广州，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写成《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一集，1930年）等。杨成志(1902年~1991年)，广东海丰人，是我国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也是最早参加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之一。后获巴黎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长期在中山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授。史禄国，俄国人类学学者，著有《满族的社会组织》与《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等。1922年移居中国，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其后半生基本都在中国度过，对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吴文藻建立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吴文藻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1939年，在洛克菲勒（罗氏）基金会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因日机轰炸迁往呈贡魁星阁。先后在该站工作的有费孝通、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王康、林耀华、李有义、许烺（langˇ）光、瞿同祖、胡庆钧、张宗颖等。吴文藻(1901～1985)，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江苏江阴人。汉族，1923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达特默思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任燕京大学讲师、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当时聚在魁阁中的成员，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符其实，在中国话里，魁阁的字面含义即是精英集团，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2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该集团领袖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而研究室有费孝通这个总助手，他完成了这个使命。胡庆钧先生归纳魁阁的传统为四个特征：自由研究的风气，尊重个人的表现，公开的辩论，伙伴精神。参见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3.方国瑜与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38年7月，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筹措资金，以国币10万元作为研究西南史地之用。熊校长邀方国瑜和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共同商议，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聘方国瑜主持，聘姜亮夫（寅清）、陶云逵、费孝通、楚图南、方树梅（臞仙，臞[qú]，同癯，瘦）、徐嘉瑞（梦麟）为研究员。先后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0种。或说“11种”。第1种，张印堂著《滇西经济地理》，1943年7月；第2种，方国瑜著《滇西边区考察记》，1943年7月；第3种，徐嘉瑞著《云南农村戏曲史》，1943年7月；第4种，方树梅著《明清滇人著述书目》，1943年7月；第5种，英人HaTvay著，李田意译《缅甸史纲》，1944年12月；第6种，陈修和著《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研究》,1943年；第7种，张镜秋译著《僰民唱词集》,1944年；第8种，李拂一著《泐史》，1947年2月；第9种，李拂一著《车里宣慰使司世系考订》，1947年4月；第10种，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1949年7月。方国瑜（1903—1983），著名教育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纳西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先后师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黎锦熙等治音韵、训诂gu（解释古书词句意义）、目录、校勘、金石、名物、文字之学；又从陈垣、梁启超、杨树达等治史地之学，1934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赵元任、李方桂治语言学。1936年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是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开拓了对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1938年，方国瑜与友人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yoù）等发起主办《西南边疆》杂志，10月出版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强调“我们的主要旨趣，即在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4、杨堃、江应樑教授先后到云南大学任教。杨堃（1901～1997）,字象乾，河北大名县人，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曾用名杨赤民,笔名有张好礼、杨念基等。1921年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获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转入文科，1928年赴巴黎大学学习社会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3史前考古，1930年获文科博士学位，并与张若名女士结婚。1931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1947年到昆明，担任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转入历史系任教授。张若名先生任中文系教授。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学，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学派。江应樑（1909-1988）,祖籍广西贺县，生于云南昆明。1926年进入上海暨南大学，1936年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师从朱谦之和杨成志，1938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曾赴粤北瑶山、海南岛五指山考察。1941年只身到大凉山彝族地区考察，其间赴云南腾龙边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红河沙甸回族村寨、普思沿边地区（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考察。1946年受聘任中山大学、珠海大学教授，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1948年受聘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3年转任云历史系教授，出任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民族学和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张把民族史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著有《傣族史》、《百夷传校注》、《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史》等。5.方国瑜、杨堃、江应樑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1953年云南大学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系，杨堃、江应樑转入历史系任教。其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开始，方国瑜先生担任了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副组长、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堃、江应樑等均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搜集积累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上千万字，为云南省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6.云南大学历史系少数民族专门化的建立。1955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到云南大学视察，指示云南大学“要根据云南的特点，着重研究民族问题，要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特别要研究少数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林超民《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引下——记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载《林超民文集》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云南大学历史系建立了中国民族史教研室和研究室。1961年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门化，为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中国民族史专业。开设《中国民族史》、《云南民族史》等课程，编写《中国民族史讲义》、《云南民族史讲义》。1959年开始，中国民族史教研室方国瑜、江应樑等招收了三届中国民族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41979年，历史系中国民族史研究室发展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1981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点，是云南省第一个博士点，培养了中国第一个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博士。7.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1986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重点学科。1987年以民族史为基础，经国家教委批准历史系设置了人类学专业。1995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人类学专业发展为人类学系，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所。2001年，以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所为基础建立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同年，民族学专业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实现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的“零”的突破。2007年，以民族史学科为核心的专门史专业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方国瑜先生的研究江应樑先生的研究尤中先生的研究木芹先生研究徐文德先生的研究林超民教授的研究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集《新松集》、《新浪集》、《新凤集》、《新翼集》，均为云南大学出版社。思考题：一、解释名词方国瑜江应樑杨堃二、论述题1、阅读方国瑜《略述治学经历》、江应樑《自传》、杨堃《杨堃自叙》，结合三位先生的学术经历，谈谈你自己的认识和感受。方国瑜《略述治学经历》,原为方国瑜著《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自序”，收入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江应樑《自传》，载《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杨堃《杨堃自叙》，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高增德等编，《世纪学人自述》，共六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5二、当代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教学目的：逐一介绍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族源、简史、文化等内容，使学生掌握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与基础知识，结合多媒体教学,增强学生对各少数民族的感性认识，从而正确理解和评价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平等政策。教学重点：正确理解和评价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平等政策。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皇清职贡图》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境内的民族较为复杂，尚无科学的分类和“识别”。古代因少数民族众多，大多冠以“百”、“九”等，如“百越”、“百苗”、“九夷”、“九黎”等。到清代乾隆年间，完成了《皇清职贡图》四卷，代表了当时清廷对国内民族的认识。第一卷收外国民及藏民、回民；第二卷分关东7族，福建2族，台湾13族，湖南6族，广东10族，广西23族；第三卷分甘肃34族，四川58族；第四卷分云南36族，贵州42族，总计共达233族。但分类不科学，且有民族偏见，“所载图说，大抵采录志书，略有改易，非当时专事调查所得。图像亦以意为之，不足根据也。”（方国瑜语）当代中国有56个民族。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云南最多，有260多种，贵州有80多种。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一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就被首先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民族识别工作前后历时30多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为第一阶段，进行调查研究，确定第一批38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4年为第二阶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新确定了16个少数民族；1964年到80年代末为第三阶段，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对一批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恢复、更改，对一些自称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黄学光、施联朱主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版61986年6月，国家民委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1989年11月，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5月，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发出了《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4％。至此，民族识别任务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存在少量的遗留问题。56个民族56朵花宋祖英唱《爱我中华》，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