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读书笔记

《人口原理》读书笔记《人口原理》是马尔萨斯的早期著作，但却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1797年，马尔萨斯的父亲把英国政治哲学家葛德文的名著《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介绍给32岁的马尔萨斯，但父子对此书的理解不一，辩论时马尔萨斯“最早提出了他的理论”，富有戏剧的结果是，这就是本书的源起。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本著作一直被人批判为“剽窃”，它可能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科学逻辑上，而是将许多的观点和内容用来反驳别人，不过同时也难免使得他的一些言论存在矛盾和漏洞。在第一章，马尔萨斯提出的两条公理，显而易见，它们是不必受到质疑的：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马尔萨斯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人口原理》的所有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两条不言而喻的公理上的，从极其简单的公理推导出复杂的结论。一、人口与食物不同的增长比率带来动荡的下层社会。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这一点不需要特别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人口增长的基数是多么小，由于其令人吃惊的增长速度，如果没有任何社会限制，理论上人口总数将变得非常巨大。另一方面，食物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劳动者的勤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大局上于事无补，因为土地会受到限制。于是，社会生活资料的总量会随着时间被快速增加的人口总量超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内在的平衡机制将发生更大的作用。社会制度如婚姻制度中禁止早婚、社会现象如弃婴等将对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同时，过多的人口造成生活资料的短缺，贫困和犯罪将长期困扰下层社会，直到人口总量同生活资料总量重新达到平衡。二、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解释人口迁移和饥馑灾荒马尔萨斯以此解释了欧洲人口北迁大潮的原因，而我联想到了到中国历史上的北人南迁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中国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北人南迁，我们多从经济吸引来阐释，这一点解释北方的汉人迁往南方比较恰当，但更北的少数民族持续不断地迁往南方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有理由相信历史上北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而北方相对贫乏的土地，畜牧的方式不足以提供生活资料，所以北人南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口增殖的压力。饥馑和灾荒通常是抑制人口过多最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都是自然或社会运行的结果。建国后，我国的人口迅速增加，而食物供给严重不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量的人死于饥荒，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社会自我平衡的结果。三、人口增长的两种抑制人口增长有两种抑制，一是预防性的抑制——即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一是积极性抑制——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原本应有的食物和照料。人口的两种抑制可以解释人口为什么没有在两性情欲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爆炸性地增长，而这种解释从社会学方面看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映照到中国，人口抑制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手段还有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与人口之间的矛盾随时间发展会愈演愈烈，大量人口成为社会负担，需要通过道德性的抑制(禁欲与晚婚)与积极性的抑制(战争瘟疫与饥荒)减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正是道德性的抑制的政策化。然而我国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民工荒、男女比例失衡、消费需求低迷、军事实力削弱、独生子女个性发展缺陷等等，使得近年来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四、《济贫法》——社会救济或者社会福利不能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匮乏的压力从《人口原理》可以得到结论，《济贫法》是多余的。一个经济上的解释是，将富人的钱转移支付给穷人并不能提高穷人的购买力，因为社会生活资料并没有增加，相反《济贫法》导致穷人购买更多，这种情况下物价上升，穷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显著改善，而富人的生活水平却会下降。从人口原理可以得出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是社会生活资料，更确切地说是环境容量，即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可以容纳的最佳人口。一旦人口超过环境容量，生活资料的不均必然困扰下层人民，贫困和犯罪反复发生，成为人口抑制的主要方式。社会救济或者社会福利同样如此，它们并不能显著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一旦人口超过最佳环境容量，下层社会的人民将长期在贫穷和犯罪中，直到人口和生活资料重新平衡。然而，由于人口负增长或者缓慢增长的困难，生活资料增长的缓慢，重新平衡的过程将会比较漫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缓慢增长或者负增长，那么解决贫困或犯罪——主要的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展经济，增加生活资料。从这个方面可以解释当前中国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坚持发展经济路线的选择。然而关于《济贫法》是否有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这一点不仅说明社会救助和福利符合历史潮流，还说明它们确实在发生作用。当社会分配不均的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通过社会救助或福利将富人的小部分财产转移到穷人会产生莫大的效益。新的福利经济学观点可以说明这一点，富人的小部分财产边际效用低，而这部分财产用于穷人将产生极高的边际效用，从而带来社会总效用增加。不怕贫而怕不均，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正是我国现如今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一大屏障。所以，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生产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相适应的社会救济和福利制度对于社会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肯定是存在与当今中国社会人口问题不契合的问题，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它的“出身”导致的，更多的还要理解马尔萨斯所在的时代局限，例如马尔萨斯多次强调发展农业，将其作为社会完善的主要手段。马尔萨斯生活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当时资本主义大生产并未完全普及，农业生产依然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土地高产是增加生活资料的主要思路。要想解决人口过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根本上需要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所以农业受到马尔萨斯的过度重视。然而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工业产出发展一日千里。封建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今天，几乎在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农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是最小的。今天的生活资料不仅来自于农业，还有许多来自工业加工。和平年代，新的科学技术使农业产出迅速增加，生活资料多样化使供养更多的人口成为可能。所以在运用到中国现实中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放开生育和优生优育以外，同时还要兼顾马克思主义人口论“过剩人口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尽力加快再生产条件的完备，加大社会公平，改进人口的再生产条件，推进全民教育，完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我国人口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