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

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张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摘要：本文以明清时期陕西三原县为典型，分析了中国传统时代封建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的关系。探讨了由城市景观变迁所引发的人居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论述了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条件与机制。明清两代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城市的经济职能。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景观变迁，以及由城市景观变迁所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关键词：明清；陕西三原县；城市经济；景观变迁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景观”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全书。在英语、德语、俄语中拼写相似。19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V.Humboldt）最早提出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以后景观作为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不断被引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断发展、完善。在景观生态学中，人们更加注重研究人类对于景观的广泛影响，把人们的行为包含在生态系统中进行表述与分析，对了解景观建设和管理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十分有利，其研究意义也更加深远，学科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城市景观作为人类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更加剧烈的地域，城市景观的动态活动往往表现在城市在地域上的向外扩张以及城市内部根据运转效率规律进行城市功能的重新组合，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景观生态建设，更好地利用自然景观达到人与自然的合谐发展。历史时期城市景观动态活动同样适应以上规律，研究历史时期城市景观发展、演变及动态过程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历史时期人类经济行为改变生境的过程与力度，即自然景观向人工景观转化的机制，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历史时期城市职能转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的变化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具体研究明清时期陕西三原县城市发展及职能转变的过程、机制，并由此所带来的城市景观格局的变化，不当之处，敬祈指正。一、三原城市经济发展条件与机制谈及明清陕西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说三原，三原作为渭北高原上的县级城市，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曾有学者提出观点，认为明清时期在陕西道路建设上，出现了商路与官驿大道的分离现象，带来了陕西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从而形成了“政治以西安为中心，经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二维社会结构”。虽然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明清时期，三原与泾阳两县城市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则是一个事实，它的发展曾带动本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城乡景观格局发生变化，影响深远。1．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以及发展商品生产的物质基础。不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自然环境各要素都遵循着自然界内在的规律，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当然也影1响着商品生产的数量、质量、品种，以及流通、分配各个环节的全过程。三原县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明清三原商业中心的发展亦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地貌条件。三原县位于咸阳市北，关中盆地的中部，。因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故得名三原。从地名已不难看出其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平原广畴，水流环绕，人口集中，交通发达，是陕西“形胜之区”，“关中之上郡也”①。三原开发较早，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东晋设县。元末明初，三原经济已较发达，人称“小长安”。明清时期三原县农业经济一直较为发展，为陕西的粮棉基地，经济发展优于邻封。这种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支撑其商业中心发展的重要物质力量，也是提供大批游离于农业之外的手工业、商业人员生活资料的基本条件。这是明清时期三原与泾阳成为陕西商业中心最重要的外在因素。2．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交通基础明清时期三原县是陕西通西北的交通中枢，城内设有官营驿站建忠驿，建忠驿北通延榆，西达甘凉，是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驿站。明清陕西对西北贸易联系的通道与今天略有不同。通西北道路走向不是过西安走宝鸡而达天水、兰州；而是从渭水驿（西安）达建忠驿（三原），走邠州新平驿、长武宜禄驿达平凉，通固原与兰州。这条道路走向又使三原、泾阳成为通西北交通道路的中枢，提升了两地的交通地理地位。三原县的交通条件非常优越，“三原位于平原，其与附近各县城之间，可谓四通八达，道幅多丈许”②，运输车辆行走畅通无阻。它成为成就三原商业中心的交通保障。3．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促动机制——明代陕北军事消费需求明代是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它的发展主要受明王朝对蒙古军事战争需求的影响。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以后，蒙元残余势力被驱赶到漠北草原地带。这一残余势力退回漠北，形成对朱明王朝又一强大对抗势力，不断骚扰明朝北边，构成明王朝的边患。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③。明政府为对付这一敌对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构成王朝一大重要国防系统，贯穿始终，甚至影响到王朝的盛衰兴亡。就其时其地，对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更是至为深远。陕西即是一例。明代陕西疆域较今大出许多。其时陕甘尚未分治，陕西北部地区又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因此，整个明代，陕北在一统版图上是一片较为特殊的区域。自始至终沿边一带没有形成行政建置上的州县分区，而是军政体制相参而用，营堡、镇寨周密布设。这些军事性营堡的布设又与整个王朝在北部军事防线的进退相一致。洪武年间，明王朝初建伊始，对北部边疆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策略，建立起一整套带有攻击性质的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大宁、甘州为连结点，分设都司与行都司，把所辖的开原、广宁、开平、兴和、宣府、东胜、宁夏的各镇卫连结起来，形成坚固的防线，力图将蒙古势力阻隔在漠北之地。这一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东胜、甘州为主体，基本沿黄河以北布设。陕西深处内地，并非防卫主体，分别设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二年（1379年）的宁夏、甘肃两镇担当了这一带军事防卫的重任。“土木之变”，英宗被掳，明政府与蒙古的争战白热化。与此时间大体相当，蒙古军队南进，占据鄂尔多斯地区。这样，蓟州、宣府二镇成为明朝国都北门的重要屏障，开始与大同处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延绥、山西镇（偏头关）的战略地位也大大提高。陕边四镇驻军不断增多，布防不断加强（参表一：①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一《地理志》。②刘安国：《陕西交通契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三原县城》，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5月版。③《明史》卷九一《兵三》，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2明代陕西四镇兵员统计表）。表一:明代陕西四镇兵员统计表①嘉靖二十年兵员数隆庆末年兵员数万历时期兵员数崇祯时期兵员数延绥镇4．4984万8．0169万5．5379万4．514万宁夏镇3．2714万7．1693万3．7837万2．5167万甘肃镇4．0537万4．7512万4．0548万固原镇4．7844万7．1918万5．52万5．983万随着军防力度的加大带来军事消费的增加，宁夏、固原、甘肃、延绥四镇大体相当，其中最主要的就有以下几大需求。第一、粮食需求。就粮食来讲，陕西四镇均建立在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沙漠边缘地带，这里土地沙瘠，粮食生产困难，“……兼以榆林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②，当时陕西四镇粮食主要由陕西八府税粮支给，梁材《议处陕西四镇边储疏》（《文编》卷一0四）说：“……陕西八府税粮例不解京，专一拨派延宁、甘肃二镇并固原等处，以供军饷。”不足者再由山西、河南等省民运粮支给。除此之外，明政府还在此处实行民屯与商屯，粮食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买卖成为陕边四镇重要的贸易对象。第二、棉花与布匹需求。除大批量的粮食需求外，对于陕北沙漠边缘区的四镇来讲，其它物品的需求量同样不小，如棉布、棉花，按明制规定，每名士兵大约年赐棉布二至四匹，棉花每人约一斤八两左右。以陕西四镇二十万军队计，每年需布六十万匹左右，棉花三十万斤。《全陕政要》记，每年四镇需布五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三匹，棉花二十五万四千五百三十八斤。陕西四镇所在区域均不产棉花，这些棉布、棉花均靠外运，据顾炎武称，明代“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③，较之江南产棉区价格更要高出许多了，因此沿边一带这种消费市场也是相当可观的。明代陕西本省棉花与布匹均供沿边四镇，即使如此，每年大约有一半的需求还是要靠外运，其时运入沿边最多的莫过于松江、上海一带所产的“标布”。陈继儒《布税议》“……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日标商。领各商之资收布者，日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经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糜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不息。此天下之大命也……”这种棉布买卖带动了本地与东南地区的产品交换。第三、其它互市货品需求。与蒙古交战时起时伏，由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产品交换需求，双方互市时常进行。范濂《云间举目抄》卷四“记赋役”“……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赴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赍松郡。而牙行辈指①资料来源据《皇明九边考》《嘉靖宁夏新志》《天府广记》《九边图说》。②唐龙《大虏住套乞请处补正数粮草以济紧急支用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6月版。③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纺织之利》，据清道光十四年嘉定皇室西溪草庐丛刊定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3为奇货，置酒邀边官然后分领其银，贸易上海、平湖……”。据《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载，双方互市的商品，内地有缎、绸、布、绢、棉、针线、篦梳、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金等，交换蒙古牧民的有马、牛、羊、骡、驴、马尾、羊皮、皮袄等。当时为维持双方互市，各镇经常派出采购军士，去各地采买货品。如榆林镇城的抚赏库、药局、置造局尚储有“发买到江浙等处缎绢、梭布、皮料”等物品，以及“川广诸药料”、“发买到诸铜铁督匠打造盔甲、炮铳诸器械”①。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镇城的货物来源不仅有附近省区如山西、河南者，且包含有江南、川广南方市场上的商品。大量边方商品需求促进了西北与东南地区的商品交换，形成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商业城市的发展及城镇商业职能的扩大。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二、明代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由于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与交通条件，明代陕北军事消费需求又促成本地与东南各省的商贸联系，成就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契机，使这里成为各路商贾云集之地，也成为西北商贸与信息中心。明代三原县城商况盛于西安。一方面表现在各商业区商品品种齐全，居民所需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另一方面行市分区的产生有利于大宗商品的集散与转输，使城市商业职能加强。当时，三原县商业街市颇为繁华，“四方商货日云集阛闾”②，城市之中，“集四方商贾重赀，昏晓贸易”③。富商大贾东走齐鲁，西逾陇蜀，“四方任辇车牛，实绾毂其口，盖三秦大都会也”④。它的商业职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西北边区服用物品的供应基地。明代陕西四镇所需军需用品仅布匹一项每年就要消耗大约六十万匹，⑤陕西本省仅能提供一半左右，其余三十万匹均需外运，⑥这些布匹大多来自江南，这还不包括贡市的需要。它成就了三原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带动了三原商品经济的发展。史载“盖三原天下商旅所集，凡四方及诸边服用，率求给于此，故三原显名于天下”⑦。三原县城门上便冠以“西达甘凉”、“三边要路”的石额。第二，它是本省各县的商品供应地。三原商业市场繁华，供应物品齐全，许多州县市场上的商品均来源于此。耀州距离三原最近，本州市场不甚发达，“人持五金以上者，率就三原以市”⑧，成为耀州的商品供应基地。延安府东关市，“旧俗止以布货易，凡日用冠婚丧祭之需俱市诸别地。弘治年间，知府王彦奇下车，深为痛惜，乃立会，聚四方商贾贸易于此，以通货利，自是延民及西北边方用需悉便，远近军民颂声塞满人耳”⑨，其货物亦为三原提供。明代的三原商税课程钞折银达“一百一十六两七钱二分”⑩，而当时泾阳仅有六十八两九钱，西安府（咸宁、长安二县）只有四十九两三钱，11可见三原县商品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