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

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文化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文化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认为，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有人认为，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制度规则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还有人认为，文化仅仅涉及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最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一切痕迹，与自然相对；较狭义的文化排除了物质形态，但包括制度；最狭义的文化是人类稳定不变的价值观，即文化的核心。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包含两种含义：一种与“文明”同义，是“对思想的提炼”，包括教育、艺术和文学；另一种含义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指的是社会成员思维、感情和行为模式的概括，即“社会行为的不成文的规则”，侧重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层面。后一种就是霍夫斯泰德在国家文化维度模型中采用的概念。为了同前一种文化概念加以区分，他把这种文化称为“心理程序”（mentalprograms）或者“心理软件”（softwareofthemind）。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家庭、单位，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一套共同的行为模式。作为个人，可能既是家长，又是企业员工，同时还是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人们不可避免地遵循着不同层次的行为模式。霍夫斯泰德指出，这些不同的行为模式，对应的是文化的不同层次，包括：国家层次、种族层次、宗教层次、性别层次等。在跨文化管理中，霍夫斯泰德以国家为单位考察文化之间的异同。有论者提出批评，认为他忽视了同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差异非常大的文化，如美国的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其差异可能比欧美白人文化之间的差异还要大。针对这些批评，霍夫斯泰德指出，“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应该慎用国籍变量。然而，它又常常是惟一可行的划分指标。……采用国籍作为标准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因为获得不同国家的数据要比获得内部同质性社会的数据要容易得多。……只要有可能根据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来划分数据和结果，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也认为，以国家作为文化的研究单位有所不足。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有所不足的层次上，也可以发现许多问题。霍夫斯泰德对国家文化的研究，采取的是社会学的分类法，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切入，仔细区分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异同。五个不同的维度是指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阴柔气质－阳刚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权力距离维度权力距离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员工是否敢于向经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下属认为上级的决策风格是专制式、家长式还是民主式？下属更喜欢上级的哪一种决策风格？通过让被调查人员回答上述问题，霍夫斯泰德计算出权力距离指数，据此确定一个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权力距离指数见表1（本表只包括26个国家和地区，更详细的包括74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数表，可查阅《文化与组织》第二版汉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面的其他维度亦同）。表1表明，多数亚洲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亚国家）和南欧国家（包括欧洲三大半岛上的国家及其旧有的殖民地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较高，与之相对，多数西欧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比较低。霍夫斯泰德认为，在权力距离指数比较高的国家，社会成员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更高，弱势群体倾向于依赖强势群体（也有部分弱势群体出现反依赖现象，即常表现出过激的反抗行为）。家庭中强调顺从，学校中主张尊重师长，老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平等，老师掌握支配权，学生不能过于主动，谦虚是一种美德。在权力距离指数较低的国家，社会成员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很低，人们尊崇的价值观是独立，主张弱势群体应更多地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学校中的师生关系犹如朋友，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得到更多赞同，为了真理，鼓励学生同老师探讨甚至争论。在工作中，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的社会成员往往更容易接受等级制度，人们认为权力集中、严密监管、较大的收入差距都可以接受，并将管理者同下属之间的关系比作“父子”，管理者对下属严格要求的表面，套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社会成员往往认为个人在组织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组织成员注重权力分散、自主决定，难以容忍组织内过大的收入差距。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讲求实效，往往带有较少的感情色彩。在政治生活中，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和地区往往比较贫困（法国、新加坡、香港是例外），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持，往往使用暴力或强力，政治权力被少数社会精英垄断，难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无权者为了获得政权，往往采取革命或者政变的方式。人们注重掌握权力，而往往忽视维护公民的权利，政治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低权力距离指数国家一般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建立起了比较稳定、完善的政治体系，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持，依靠的是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社会变革、政局更迭倾向于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由于存在比较健全的反腐败机制，官员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般较低。由此可见，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的国家在家庭、学校、工作、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存在深刻分歧，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在哪？哪些变量同权力距离的高低有关？霍夫斯泰德认为根源在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历史上被大一统的专制帝国长期统治的国家，其权力距离指数普遍较高，例如拉丁语系国家和东亚国家。相比之下，在罗马时代，日耳曼语系（英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等）国家尚属于蛮族，不在罗马统治范围之内，部落领主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造成现在权力距离低的历史渊源。除了历史根源之外，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霍夫斯泰德发现，权力距离指数同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纬度、人口规模和国家财富存在一定相关性。一般而言，地理纬度越低，权力距离指数往往越高；国家人口越多，权力距离指数越高；国家越富裕，权力距离指数越低。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可以预测不同国家权力距离指数58%的差异。然而，这三者同权力距离指数之间，仅仅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而非因果关系，“它们无法说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也无法说明相关的两个因素是否是由同一原因而导致的结果”。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权力距离指数高的国家会不会趋向于降低呢？霍夫斯泰德认为，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均有下降的可能，然而，“各国之间权力距离的差异依然保持稳定，没有人能够提供证据表明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差异在缩小”，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有扩大的趋势。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维度个体主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在信奉个体主义的社会里，个体利益优先于群体利益，在个体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群体利益。相反，在集体主义社会里，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而紧密的内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群体的绝对忠诚”。在任何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参加工作，必然存在某种动机，“对你来说，一份理想工作包括哪些最重要成分？你不必考虑自己当前的工作是否具备这些因素”。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接受这一调查的员工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部分认为个人时间、自由和挑战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个体主义社会；另一部分认为培训机会、良好的工作条件、充分运用自己的技能最重要，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集体主义社会。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个体主义指数见表2。表2表明，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得分都比较高，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得分都比较低。将表1和表2结合起来，可以发现权力距离指数高的国家，个体主义指数往往比较低；反之，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个体主义指数往往比较高，权力距离指数同个体主义指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霍夫斯泰德认为，在个体主义指数较高的国家，家庭教育重视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人们在成年之后倾向于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亲戚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公私界限分明，直言不讳受到鼓励，对于过失，主要通过个人的羞耻心调节，是一种罪感文化。在个体主义指数较低的国家，孩子从小被灌输一种群体意识，个体以群体的存在为前提，群体给个人提供安全感，成年人则应积极回报群体，帮助群体中其他成员。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往往资源共享，公私界限比较模糊。在人际交往中，要求含蓄，顾及其他成员的面子，以维护群体的和谐，一旦出现过失，群体的其他成员都会觉得“丢面子”，是一种耻感文化。在学校中，个体主义社会的学生被要求积极主动，力争上游，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会学习，文凭能够提高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集体主义社会则主张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回答老师在课堂上的提问，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会做事，文凭是跻身更高社会层级的敲门砖。在工作中，个体主义社会的员工流动率较高，雇用和晋升的依据是规则和员工本人的技能，员工与组织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可以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解除契约，面对消费者，个体主义社会崇尚一视同仁。与之相对，集体主义社会的员工流动率很低，雇用和晋升要优先考虑“自己人”，晋升时，关系比技能要重要，员工与组织签订的契约往往是一纸空文，实际看重的是双方之间的道义关系，面对消费者时，往往存在“看人下菜”的现象。在政治生活方面，个体主义社会倾向于信奉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优于社会的平等，人权要高于政权，为了维护人权，主张限制政权，崇尚自治，以防止政治权力过多干预私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社会不能假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个人利益，个人的自我实现是最终目标。集体主义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往往心怀戒备，社会的平等优于个人自由，国家民族的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往往倡导“舍小家，顾大家”。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政权往往不能得到有效制约，统治集团往往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谋取私利，损害公民的人权，每个人是作为群体的一份子而存在的，群体的和谐发展往往成为终极目标。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体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在家庭、学校、工作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分歧，源于历史上经济生活的不同类型。历史上狩猎、捕鱼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社会，往往是同现代个体主义社会相对应；历史上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社会，到现代往往表现为集体主义社会。另外，霍夫斯泰德还发现国家财富和地理纬度同个体主义指数存在相关关系。国家财富可以解释不同国家71%的个体主义指数差异，地理纬度可以解释7%的差异。然而，上述“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两种现象之中到底哪一种是因哪一种是果”。可能有人会认为，个体主义更加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然而，霍夫斯泰德收集的数据表明，个体主义指数同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正相关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个体主义指数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慢于而不是快于低个体主义指数国家。”另外，霍夫斯泰德发现了一个反方向的相关关系，即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助于个体主义指数的提高。在未来发展趋势方面，霍夫斯泰德认为，“各国的文化在变动，但是它们是在共同变动，因此它们的相对位置并未改变，也没有理由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应该消失。”鉴于一定程度上国家财富增长导向个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导向国家财富增长，所以霍夫斯泰德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使目前的集体主义社会更加关注个人，向个体主义方向发展。阴柔气质-阳刚气质维度阴柔气质和阳刚气质的划分，源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区别。在阴柔气质的社会，“男性和女性都被认为应该谦虚、温柔和关注生活质量”。在阳刚气质的社会，“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的、坚韧的、重视物质成就的，女性被认为是谦虚的、温柔的、重视生活质量的”。阴柔气质社会的受调查者重视同他人的合作、同上司良好的工作关系、生活质量和工作保障等方面。阳刚气质社会的受调查者则重视工作收入、提升机会、挑战和领导赏识方面，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阳刚气质指数见表3。表3表明英语语系的国家、德国，亚洲的日本、中国大陆、菲律宾的阳刚气质指数比较高，而阳刚气质指数较低的国家包括北欧国家（如荷兰）、拉丁语系的国家、亚洲的韩国和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