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企业家

近代中国企业家鄢烈山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这种传统是产生假道学、真禄蠹的温床。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先说一点感性的。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有些人有热情也有保留，出于“经验主义”，不愿将钱直接捐给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或不愿采取惯用的集体场合“比着捐”，而想采用“直捐”方式。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员工集体捐款时不得超过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种传统的单位人捐款方式，对低薪水的员工造成心理压力而形成“逼捐”之势（他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会、向社区的慈善组织捐献），但他的善意没有被网民们体察，结果舆论对他构成讨伐阵势。为了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会“道歉”。由此，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很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断上的敌意。就此，我写了一篇《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卢作孚是谁呢？很多人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未必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卢作孚不仅是大企业家，还称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中日武汉大会战的后期即9月份，国民政府组织宜昌大撤退，他不辞辛劳40天巧调度，日运夜卸了90%的战略物质入川。这样的抗战功臣，今天你在宜昌看不到一块粗糙的纪念碑。今年2月中旬我在云南红河州的个旧市，看到了一种奇特的铁路，叫（6英寸）“寸轨”，它比标准轨道（1.435米的宽轨）要窄，比阎锡山的窄轨（“米轨”）也要窄；看了个旧市区的“个（个旧）碧（碧色寨）临（临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铁路公司旧址”。据说，这条铁路有些路段还在营运（碧色寨车站仍在用）。这是中国唯一的民营铁路，是当地的商绅集资所建，是为云南争权益，也是为中国争权益，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在越南殖民的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现在很多人只知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外加李嘉诚、马云等当代巨子发迹变泰的故事。机场书店卖的多是厚黑学、公关术等关于权谋的、给想一夜暴富的人看的速成教材。20世纪上半期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被我们遗忘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人经过了兴无灭资时期的磨难，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公正评价。你知道卢作孚1952年为什么要自杀？我们可曾问过张謇、范旭东、荣德生这些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人，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尸，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和耻辱，我们反省了吗，洗刷了吗？在理性思考的层面，我们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希望财富涌流，讲“财富精神”，离不开财富精神的载体，即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科技工作者、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家，离不开发育财富精神的制度环境。这里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全社会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这关乎社会认同，关乎社会价值观，反过来又构成对大众的激励和“导向”。平心而论，我们的社会上现在确有很强的“仇官”和“仇富”心理，事例就不用举了吧。“仇官”与拟定的论题无关且不谈，“仇富”是既有历史传统更有现实缘由。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无商不奸”等俗谚，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会道德舆论基础。卢作孚、冼冠生等一众企业家自杀于上世纪50年代，那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结果；而“等贵贱”、“均贫富”则是中国古代和当今许多对贫富两极分化心怀不平的人们，共同的诉求。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二是企业家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关乎企业家的自我定位和价值确认。企业家是创造财富多的人，而不是占有财富多的人。怎样创造，拥有财富之后如何支配，需要体认，也需要精神资源。中国古代有精神资源，比如公认的不能“为富不仁”，既指聚集财富的过程要合乎规则和道义，也指作为富人应该乐善好施，回馈社会。上世纪那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则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当代的精神资源。三是国家制度怎么对待和引导创造财富。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办、“公有”企业一统天下，国有民营多元并存等多种模式的实验。如今，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是国有和民营的二元企业体制，重官轻民。回顾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说，“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推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的措施。”发展民营企业并非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本来，2006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发展非公经济的36条，可惜执行起来阻力太大，积重难返。总起来说，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鉴往知来，还历史一个公道，是价值观的矫枉，也是社会发展路标的矫正。四种人之于中国现代化中国历代将人分为两类，即治人的官与治于人的民。官是统治阶级，细分为皇亲国戚等食利者，和文臣武将等管治天下者；民是被统治阶级，有士农工商之别。仿此，我将现当代中国社会大体分为四种人：掌权者、知识分子、工农劳动群众和企业家。这四种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关于掌权者。从古至今，他们在中国都是言说最多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帝王将相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主角。“历史”等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谓“名垂青史”，包括流芳千古，甚至哪怕是遗臭万年；出将入相则是中国人的梦想。这种对掌权者即权势的崇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主旋律的央视久播不衰的古装电视剧，从秦皇、汉武到武媚娘、慈禧太后，对帝王的钟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统治者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秦始皇时代的“以吏为师”，到“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特别是“君师合一”的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对权势者的崇拜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中国古代是“无官不贵，无役不贱”（明末邱园《党人碑》）；如今依然是“官本位”，而且地方掌权者的权势大大超过古代的朝廷命官，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因此才有地方上的买官卖官案），可以征地卖地，可以批准开建大型工程……这种“官家主义”是中国传统、中国特色，我看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关于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中的先知先觉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过启蒙作用，比如19世纪的王韬、严复等人，后来的梁启超、胡适、顾准。在近100年来，他们中一些人坚守良知，冒死陈言，呼吁变革现实，遭到了掌权者严酷的打压。与卢作孚等众多历次运动中枉死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自诉冤抑，或有感于物伤其类，1978年之后已有不少历史纪实和文艺作品，为知识分子的遭际鸣不平。比如写反“右派”的就有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还有陈寅恪热等。尽管还感觉说得很不够，但平心而论，知识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有疑问的。康有为狂妄自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鲁迅洞察人的“劣根性”，烛照中国历史的黑暗和现实的阴险，对我们知人论世有很大的帮助，但他多疑善猜、绝不宽恕的性情，对苏俄模式的推崇以及对民主的避忌，随着时空的转换，负面的影响日重。近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借用专栏作家刀尔登的概括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是“进则虎伥，退为犬儒”，应该感到羞愧。关于工人农民。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见识，感性多于理性，往往成了被掌权者利用的工具。慈禧太后看到工农民众与洋人不共戴天的“爱国主义”热情，觉得“民气可用”，便将“义和团”合法化，希望借助他们打败洋人。“文革”中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谓贫下中农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什么“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都不过是利用工农兵打压政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谋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企业家呢？这里讲的是现代企业家，不是胡雪岩这样农业时代的“红顶商人”，也不是电视剧《大宅门》，《走西口》、话剧《全聚德》里那些旧式店主和老板。哪些人是现代企业家？如今有迹可循的至少有：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创办人“状元公”张謇，无锡梅园“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另外，“永久黄”的“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火柴大王”、“煤业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等等。这些人辉煌在上世纪前50年，可谓群星灿烂。张謇的大生纱厂，甲午战争失败的次年1895年筹办，1899年开机，所以张謇可以说是20世纪新型企业家的第一人。这些人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评价历史最忌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对于官商也不可一概而论，盛宣怀是官商，但与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权贵官僚还不同，虽然都是亦官亦商、以官欺商、“公私合营”，但盛宣怀更靠近企业家。他搞重工业和基础性产业，开矿山、修铁路、架电报、造轮船，虽倚靠权力和垄断，但也做了不少开山拓荒的事业，至少可算半个现代企业家。而先做洋行“买办”、后做官办公司高管，一度做过官员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不仅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引领时代新潮的思想家，甚至比他的香山同乡孙文孙中山更先进。早在孙文毫无创意地上李鸿章“傅相”书之前，他就提出了与“兵战”同样重要的发展工商业的“商战”理念，提出了“仿泰西之良法”搞立宪民主的政改思路，就精辟地将官有、民有和国际三种资本作过分析比较，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主张民营资本应该是“商战”的主角。人的思想是不受身份限制的，对于真正的先知先觉和精英来说。历史的进程靠的是合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掌权者（政治家）中，张之洞等办“洋务”开风气；蒋介石抗战前的10年建设，一边削平军阀割据求统一，一边大搞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也相当快；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杨森、刘湘两位四川军阀，对卢作孚办“民生”给予了全力支持；外国资本家靠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逼迫中国通商开埠，按《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起的是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洋货进入，为民企生产和销售先期做了市场推广工作———使中国人见识到机器生产的“洋火”、“洋油”、“洋布”价廉物美。工人农民凭他们的本能和常识，抵制乌托邦的治国乱命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非公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和市民推动的，甚至可以说偷渡者冒死“用脚投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缺口……用社会合力观看问题，比二元对立的思维更有历史的解释力。中国现代企业家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公”张謇从事工商根本就不是为了发财，他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事实上，他也是从居丧守制期间受张之洞委任“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开始做起。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