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怎样完成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马克思的转变过程，主要是通过哲学——政治批判的途径实现的，即通过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实现的。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德法年鉴》和《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志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1836年10月至1841年的大学生时期。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初步确立自己世界观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激进派的活动，但很快转向对专制国家的政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专制政权深恶痛绝，渴望民主政治。青年黑格尔派公开批判普鲁士国家制度，宣传空想共产主义，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哲学。1837年马克思显现出了不同于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要从事物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研究事物的内在理性。马克思这样评价黑格尔：“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这个论断，揭示了精神来自物质实体这个唯物主义命题。1841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伊壁鸠鲁哲学的基础上，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显露出扎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念，伊壁鸠鲁的原子辩证唯物论构成了他后来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2）1842年初至1843年3月的《莱茵报》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积极参加了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认识到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莱茵报》活动中提出的“自由报刊”和“人民报刊”的命题，其核心是革命民主主义范畴。他为《莱茵报》撰写是的文章中，一方面以黑格尔哲学为武器进行斗争，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理性的表现，认为法律是实现自由的客观形式，深信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的改革，而现实的理性国家正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才得到发展的；另一方面，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又有许多唯物主义的因素。他看到了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有不可抗拒的决定作用，指出在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里面，法律是建立在不平等上面的，因此，法律不能决定社会制度，而只是社会制度的表现。在探求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产生的客观基础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决定整个国家制度的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莱茵报》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认识到，以前一直认为是理性体现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国家完全没有那种理性的性质，也没有起到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应起到的那种作用，相反，物质利益却对国家有着决定作用，国家不得不受客观关系的规定。正是这一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的矛盾，使马克思第一次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推动了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3）1843年5月至1844年2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初步的唯物主义认识，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和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明显地转到了哲学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新审查了自己对国家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批判研究，成为他实现两个转变的契机。（1）通过批判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思想。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国家看作是伦理理念的体系，认为国家理念在自己的发展中，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目的是为了返回自身，成为现实的国家。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是国家（理念）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国家理念成了主体，成了自觉的行动者，这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的提出，较之《莱茵报》时期有了质的区别。《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国家，把国家归结为理性和哲学，现在，马克思把对问题的认识颠倒了过来，把理性国家归结为市民社会，从市民社会中寻求对国家问题的说明。这表明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2）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批判研究，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转向共产主义。他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特点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化，即国家是普遍利益领域，市民社会是特殊利益领域，国家是脱离市民社会而存在的；国家同宗教一样，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它使人在国家、在政治领域里实现了平等，而没有使人摆脱在现实生活领域里存在着的实际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把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概括为政治解放，认为它废除了国教，承认信仰自由，取消了财产资格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马克思提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它还没有使人从社会实际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为此，马克思要求彻底改造社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类解放。并且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解放的承担者。（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初步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前提下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作了全面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了论证，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批判研究，推动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从消灭私有制、改造市民社会的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在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立即冲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天然合理的思想的束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表现，从劳动的发展，论述了异化劳动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作了全面批判。正如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经过哲学共产主义而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