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50年的发展与论争MicrosoftWord文档

1宏观经济学50年的发展与论争张曙光文章于2001-9-26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50年的发展中，宏观经济的理论讨论和分析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成果甚丰的领域。它不仅随着中国经济的波动起伏而展开和深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和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换，既有很大的前进和创造，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一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示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一、历史回顾由于发生了理论范式的转换，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自然要对转换前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一个恰当的总结和评论。(一)阶段划分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讨论的中心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具体进程又分为起步、繁荣和总结三个阶段。1952年，中国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历史任务，紧接着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这时，适逢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学习和宣传该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述为契机，围绕着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着重讨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与此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如何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保持一定的发展比例的问题，提出了进行综合平衡，保持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标准和数量界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集中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这是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再生产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60年代前半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实验，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主流的理论思想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和否定客观规律性；主张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宣传只要高速度，不讲按比例，结果是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人们，成为这场讨论的直接原因。当时，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等组织和发动了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三大理论讨论，一批颇有建树的理论文章发2表，尤以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为代表，80年代出版的刘国光和董辅礽这个时期的文集《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况和水平。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针对盲目增加积累，扩大投资，以求扩大再生产，忽视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讨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2)针对重工业增长过快，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萎缩，比例严重失调和经济调整的需要，讨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制约作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及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问题，3)以此为背景，在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针对“文革”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继之而来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的失误，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实施了第二次的经济大调整，与此同时，对30年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再生产理论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这时，除了继续讨论过去提出的问题以外，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所开拓，但在深度上前进不大，实际上带有总结和普及的性质。热烈的讨论促成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出版，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和《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有关范畴的分析》等一批专著的问世。(二)理论争论从50-80年代，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内容、意义和局限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以举例的方式，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些重要原理作了概括和说明，但是，这一概括既不全面，有的也不大恰当，如“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60-70年代，我国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有人从再生产的环节、方面和类型方面加以概括，有人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垫支资本和机能资本的关系上加以考察，有人从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国民收入方面加以说明。所有这些都突破了斯大林的论述，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性。80年代的讨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罗季荣从六个方面(社会产品、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社会再生产的形式、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概括了34条原理，优点是比较全面，缺点是逻辑层次不清，体例繁简不一，一些概括有欠妥当，如把“关于劳动量按一定比例分配的原理”仅仅看作是简单再生产的原理。二是刘国光和张曙光从五个方面(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类型，关于社会产品的构成，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关于再生产中补偿、积累、消费和后备问题，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市场实现和货币运动问题)所作的概括，优点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且第5点突破了马克思理论的范围，缺点是一些重要问题并未涉及，如对外贸易、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3对于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对已有理论的概括和表述，而在于对它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虽然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但并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虽然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问题作过一些设想和预言，但所设想的是直接计划的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既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最抽象的层次，为了揭示社会产品实现的最一般的条件，不得不舍掉很多因素，那么，它就只能揭示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联系，而无法说明它的具体过程。如不讨论价格的现实运动和竞争理论，假定“不发生价值革命”，就无所谓通货膨胀，总量关系分析就缺少了一个基本内容。尽管人们试图把一些舍象掉的因素引入，使再生产公式具体化，但80年代中期以前的讨论仍局限在本质关系上作文章。这样，就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2，关于再生产的类型问题基于60年代初经济调整的实际，关于再生产类型问题的讨论集中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简单再生产是否存在，其与扩大再生产的区别和联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以及如何运用二者的关系指导和调节现实的经济运行。经过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简单再生产既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又是一个“现实的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与生产和基建、维修和制造、采掘和加工、更新改造和新建扩建的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不能简单等同，据此制定的生产建设方针虽对指导和调节经济运行起了一定作用，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分歧较大的是关于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问题。孙冶方主张以资金价值量为尺度，刘国光主张以使用价值量为标准，刘诗白主张以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为尺度，但对二重尺度的矛盾和背离尚未作出解答。80年代，有人从改革的角度再次对孙冶方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企业权限仅仅限于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那么，企业就很难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立足于战略转变和体制转型，80年代初讨论的重点转向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二者区分的标准以及从外延向内含过渡的途径。前述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在这里重新出现，特别是所有讨论都以马克思的论述为据，而马克思针对不同问题又有不同的论述，计有8种之多，因而分歧再所难免。有人主张以是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还是提高其效率为标准，有人主张以是增加劳动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这些讨论虽有一定价值，但都是以单一要素来区分，缺乏综合的判断和分析。至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有人依据技术进步的两个阶段将其区分为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也有人针对中国人口多，资金缺乏，提出了一些选择原则和过渡办法，但由于二者的矛盾和体制的扭曲而难以实行。这也是90年代讨论生产方式转4变难以深入的原因之一。3，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和基本条件6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是一个还两个，I(v+m)IIc能否反映第II部类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用不等式关系表示还是用平衡关系表示？争论虽然激烈，但论证都不充分。80年代的争论换了一个提法，即有没有基本公式，在扩大再生产的三个基本公式中有没有“基本”和“派生”的关系？双方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不过，这一争论无论是从公式推导，还是从前提和结果的意义上都很难讲清楚。只能从它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解释。马克思指出，“说到社会的再生产，我们只能指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这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平衡条件是社会产品最基本的实现条件。关于基本公式的讨论，争论双方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在交换时不能互相抵消。如果用Im/x表示Im中作为第I部类资本家收入花掉的部分，那么，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以上的讨论都着眼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虽然争论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论述的意思，但均未对马克思的分析是否确切和是否全面发生怀疑。笔者曾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把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区分为七种情况，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只适用于纯粹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对于纯粹外延以及外延和内含相结合的扩大再生产的6种情况均不适用。可见，马克思的表述既不确切，也不全面。正确的表述应当是：“I(v+m)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最小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其最大差额是两大部类可变资本的积累加上第II部类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之和”。用公式表示即为：I(v+m/x)+IIm/x4，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这是再生产理论中讨论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50-60年代的讨论是在肯定优先增长的前提下，讨论了优先增长的条件问题，消费资料的制约作用问题，优先增长的范围(是否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问题，优先增长规律的普遍性问题。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的要求产生的，因而把I(v+m)IIc作为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不妥当的。80年代虽然有人继续坚持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但是有许多人持否定态度。研究方法也有所扩展，除一般的理论分析外，还采用了经验实证和数学论证的方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在理论分析文章中，对优先增长持否定意见的人，其依据和角度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原有结论建立在一系假设数据(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不同，追加的可变资本在一年内消耗掉)的推算上面，是不科学的。有人认为两大部类的增长5速度不完全受资本有机构成的制约，且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不是连续的。有人认为现代技术进步在节约活劳动的同时也节约物化劳动。有人从生产资料生产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出发，认为不仅会出现消费资料的更快增长，而且增长最快的不一定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而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这些观点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能大胆质疑经典作家，则是很可贵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进步。在经验实证文章中，有代表性研究均使用了英、美、法、日、西德的大量历史资料，王梦奎着重于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分析，而李周和杨雄则侧重于分段分析，笔者在评论王梦奎时作过逐年分析，指出从1947-1972年的25年中，美国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年份有14年，慢的年份有11年，且交替出现，二者之比稳定在67.1/32.9-71.8/28.2之间，最后一年与最初一年相比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提高了0.8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