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下的国际合作理论

相互依赖下的国际合作理论摘要:在世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推动了国际合作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本文探讨了相互依赖下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轨迹,并以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为例,从促成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两个方面着手,可见,中国与东盟合作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关键词:相互依赖国际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又推出力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同年,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的演变》问世。1985年10月,《世界政治》发表了一组关于合作问题的文章。次年肯尼斯·奥伊出版了颇有影响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成为合作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联合国在其宪章中明确指出的宗旨之一就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家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冷战的爆发及两极格局的形成,致使国际合作步履维艰。在世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推动了国际合作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相互依赖下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轨迹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概念的提出受到了国际政治学者的广泛关注。“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1]“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旧的口号日益失效。世界各国在经济、交流和人类理想等方面已经变得相互依赖了。”[2]当时的国际政治学者,不管是现实主义者,抑或是行为主义学派,还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相互依赖来表述时代特征。相互依赖表达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状态,是对不同过激行为者相互影响的一种特征表述,这些相互影响往往是国际交往说产生的结果。[3]在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对国际合作的客观需求和推进,国际合作理论也在这一期间加快发展。一般来看,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合作的内容、实现途径、绩效及相关的研究方法等等。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间的多边合作、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市场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国际合作理论,首先侧重于对国际相互依赖概念的分析。相互依赖是国家之间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但是,相互依赖只有在交往活动产生、彼此都付出代价的结果时存在,由于权力在相互依赖中发生作用,所以后者存在着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方面。基欧汉和奈认为,现实主义的假定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政治现实,而用一种“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能够更真实地描绘国际政治现实。这种相互依赖模式与旧的权力政治模式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安全、均势、势力范围等高级政治问题,后者关注的是自然资源、能源和环境等低级政治问题;前者将国家间关系视为冲突的“国家利益”,后者认为国家间是相互依赖的、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在具体法则上,前者是“你所得即我所失”的均势法则,后者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法则;前者偏好双边管理而后者倾向于多边管理;在具体组织方式上,前者是两极或多极的等级制,后者更接近于平均主义。[4]这些论述引出国际合作的现实必要性及可能性。随着世界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扩大和国际合作的不断扩展,着重于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对于推进国际合作意义重大。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提出,由于国际制度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和现实的。在概念上,国际制度指“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5]而国际合作是指“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6]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对合作的作用表现在:促进国家间特定的合作性协议的达成,为新合作关系的建立提供信息和信任基础;缓解利己主义、规范缺失和市场失灵等压力,促进已建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机制的原则和规则由于有助于各个议题的相互联系,从而使追求短视利益行为的吸引力更少。至于如何分析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提供了博弈论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但与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相似,它也是为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性霸权体系服务的。此外,它并未很好地解释阻碍国际合作的因素,如权力和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7]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世界经济领域,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国际政治领域,两级对峙格局瓦解,全球相互依赖成为时代最突出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创新,也为人们理解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亚历山大·温特提出了“合作文化论”。“在大多数组织中,人们合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合作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得到了实现而且也因为他们有着对合作规范的忠实和认同感。”“制度化意味着合作文化要……厚重得多。”[8]按照建构主义理论,合作产生的途径如下:首先,在国际结构中,互动的行为体在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四种类型中确认自己的身份,这是因为“不仅每一种身份就是一种脚本或图式,在不同程度上由于文化形式构成,涉及在某种情景中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问题。”而且,“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9]建构主义从调查国家如何理解其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利益入手,相关国家的认同和利益分布可以帮助理解合作是否可能产生。只要存在认知共同体,国家一开始就会倾向合作。[10]国际合作,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国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而发展,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全球相互依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问题的探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也从介绍和评价逐步走向深入。二、促成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与东盟合作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东亚合作已成为地区合作中的一个亮点。中国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指导方针。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政治互信增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双边贸易投资增加,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促成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进入新世纪后,东盟国家的经济刚从东亚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却又受到美国经济放慢、国际电子产品需求大幅度下降的影响,多数国家经济增长起伏不定。而中国经济在东亚地区一枝独秀,使东盟国家感到压力倍增,普遍担心中国对东盟形成挑战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消除东盟疑虑,提高与中国合作的信念无疑有重要作用。而且,中国对于地区多边合作的态度,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谨慎观望变为积极介入,力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地,中国长期发展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双方加强经贸合作也是大势所趋。在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给予东盟大力帮助,并竭力维护地区经济形式稳定,积极落实与东盟合作的经济项目,得到东盟国家的信任,使双方关系水到渠成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美国经济受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打击而衰退,使以出口为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依赖西方市场的东盟国家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连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更是突飞猛进。东盟希望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而且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东盟与中国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许多东南亚领导人认为,一个积弱、分裂的中国将损害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因而对日益强大、自信的中国抱有更乐观的态度。[11]三、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协议正式签署;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举办;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东盟与中国部分省市合作渐入佳境。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而言都有积极的意义。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历史性的一步。它充分反映了双方领导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和东盟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新的里程碑。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助于化解东盟对中国的疑虑,有助于我国全面、深入、快速发展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从建立国际新秩序来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从国家安全角度分析,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助于确保中国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和海洋空间的开拓。从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来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助于东盟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对亚洲经济发展,甚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按人口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更好地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区域内各国人民谋求福利。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东盟抢占中国大市场,有利于东盟吸引外资,有利于东盟一体化进程,有理由东盟与其外国家建立和发展紧密经贸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现实地激发了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一体化的进程。由此可见,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东亚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与东盟合作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所带来的合作收益诱导着相关国家积极加入到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来。参考文献:1.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2.亨利·基辛格:《一种新的国家伙伴关系》【M】,1975年版,第1页。3.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0页。4.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M】,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5.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6.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J】,《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一期。7.同上。8.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9.同上。10.陈玉刚、陈志敏:《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后》【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11.马燕冰:《中国与东盟合作新动向及对地区格局影响》,《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