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张峰认为，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价值观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自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一直为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其它利益相结合而绞尽脑汁。”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正因为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其文化、外交政策为载体，向世界宣扬和推行其价值观。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要在推行“民主”上加大投入，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不少西方国家把传播其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扩大国际影响的手段。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张峰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它肯定个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关系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笼统地说，这种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国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将这种价值观移植到中国这样一样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却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举一个例子，冰岛议会去年7月27日颁布一项法律，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率先与她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这件事情在冰岛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反应。道理很简单，根源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其他人无权利说三道四。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近期，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性丑闻不断，却依然当政，毫无愧疚，根源恐怕也是西方价值传统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宽容甚至纵容。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之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不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你承认他们那套价值是普世价值，你就得走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将不国，受制于人。应对西方价值体系冲击应具备两个根本态度张峰指出，应对处于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构建起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普世价值，或者说普适价值。最根本的态度是两点：一是应该承认有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概莫能外。价值问题亦是如此。没有脱离一切特殊价值而存在的抽象的普遍价值，也没有不蕴含普遍价值而孤立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就类似于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所构成，并且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作过明确的表态。2003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胡锦涛主席肯定“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6年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温家宝总理主张“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2007年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承认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给予积极回应，是应有的姿态。在实现普适价值例如人权问题上，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没有输理的地方，不必讳言。我国连续12年以美国的人权纪录回应美国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就是积极的姿态。西方敌对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这样他们就有了攻击我们使我们陷于不仁不义境地的口实。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二是决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真理的成份，也为人类社会普适价值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决不等于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在其核心价值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政治模式，更不具有普适性。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神化，同样也不能把别人的模式神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张峰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主要是指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统一意志上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建立在精神凝聚力基础之上的民族团结的力量。民族凝聚力本质上是民族共同体对其内部成员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内在力量。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软实力，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统一。在当代，整合、提升民族凝聚力主要是巩固各民族超越民族底线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这一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今天尤其有重要意义。我国有56个个体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根本价值理念有两点，一是关于各族体在统一国家内的基本地位的价值理念，即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二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模式，即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是主导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国家认同是将国家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其核心内容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即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政治领导认同。文化认同是在尊重各族体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共同追求在所有民族之间建立和发展一种共有的文化纽带或体系。相比较而言，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持久，更巩固，特别是当政治认同出现危机时，有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国家认同危机的程度。懂得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我们可能就理解温家宝总理去年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就台湾问题讲的这段话：“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当代，“软实力”的概念是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约瑟夫·奈的倡导而流行起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力量”。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主要区别在于非强制性，是“一种靠着吸引，而非强制与收买，达到目标之能力。”张峰表示，需要指出的是，“软实力”的概念是现代的，但关于软实力的思想却是很古老的。我们中国从来就不乏关于软实力及其作用的思想。例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斐松之也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中国共产党也是善于运用软实力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就属于软实力。价值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价值力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价值观是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意向、总的观念，表现为人们对该类事物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对于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方有识之士不乏深刻见解。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根植于某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它的存在和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