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族元朝至清朝中叶的社会发展

撒拉族元朝至清朝中叶的社会发展关于撒拉族在清代以前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文字记载不多，还有赖民间传说和其他材料，才能描绘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大部分地区，是宜农宜牧的平地或坡地。殷周.以来，先生有羌戎、氏、吐谷浑、藏等民族在这里活动。根据民间传说，撒拉族的先民到来之前，这里本是“马祖乎”（蒙）古人〉居住的地方。马祖乎经营畜牧业,间或种几块地。撒拉人迁来之后，“撒拉乎”游牧到青海湖边白也美草原上去了。撤拉族在这里主要从事农业。耕作方法较简单,先用铁钝挖坑,、然后下种?或者用领头挖成一条条沟,顺沟撤种。以后不断吸收周围汉、藏诸族的生产技术，进而使用了“二牛抬扛”的犁耕方法。种植作物主要有白芒,麦（撒拉语“阿合毫尔散”）和黑芒麦〈撒拉语“尕勒毫然散”〉,据说是从撤马罕带来的品种。从藏族那里学会了种植青梨，早先撤拉族地区种植一种红青裸,.撒拉语称之为“格兹阿尔发”,一般称“水青稞”,是川水地区原有的品种。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撒拉族为河州卫“招茶中马十九族之一”（见《边政考》、《康熙河州志》），每年纳马易茶。明初制定“金版牌信符”制度，撒拉族领有金牌一面，每年大约纳马三百六十余匹。至嘉靖（1522——1566年）时，撒拉族领获金牌两面，纳马倍之，达七百余匹，每年纳马数量如此之多，若无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作为基础，是无法进行这种交易的。养马的同时，无疑还会饲养牛、羊等其他牲畜，且撒拉人的衣着，主要穿以羊毛为原料的毡褐，也仰赖于畜牧业。由此可以推知：畜牧业是撒拉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占有很大的比重。有一些地区，象孟达工地处山区，人民“靠山吃山”，主要从事伐木和狩猎。使用的工具是斧头和弓箭。森林里有虎、熊、鹿、石羊、京羊、野猪、白鬃、猞猁等野兽，而“麝尤多(循化志)卷七)。狩猎时,往往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这种小组沿用藏语,叫做巴卡”),猎物平分,保留着原始公社平均分配制度的某些残余。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他们还以,青桐木烧木炭出卖。从孟达流传的某些歌谣中看,早期他们还曾在黄河沿岸进行过淘金的活动。在元代和明初,撒拉族的首领已被中央王朝封为世袭达鲁花赤、世袭百户和“副千户”，成为本、民族的统治者。他们和“尕最“,(世袭总掌教)以及各工的哈'尔(长老、头人)、掌教、教长等构成撤拉族内部的剥削阶级。阿格乃、孔木散内独立的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大都或多或少的占有自己的土地。“阿格乃”,撤拉语是“兄弟”、本家子之意,是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近亲组织。孔木敬则是远亲的血缘组织,撤拉语一个根子或远亲,'的意思。阿格乃.由兄弟分居后的小家庭组成。若干个向格乃”组成“孔木散”。若干孔木散组成阿格勒（村庄）。孔木散有公共墓地.,阿格勒有公共的山林利牧场。但阿格乃”、“孔木散内的小家庭自成独立的经济单位。各家在典当、出卖土地时，本阿格乃、孔木散有优先购买权,并在生产上有互助的习惯。这种组织是原始社会民族公社时期的躯壳,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所以,它一直能延续很久。每个孔木散有哈尔汉语称户长,多白宫者充任,先日才是世袭的,受土司统辖,管理“孔木散”的内部事务。这种组织之所以能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基层的统治单位，是跟撒拉族社会经济的不十分发展相一致的。到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撒拉族的封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这首先反映在撒拉族人口的增加蕃衍以及居住地区不断扩大方面。撒拉族初迁循化，相传其始祖尕勒莽有六个儿子，最早居住街子，所以撒娇拉语称街子为“阿里提欧里”，意思是埋藏六个儿子尸体的地方，即祖茔之地。他们的后裔有所谓“六门八户”之说。“六门八户”，一说是指尕勒莽的六个儿子和两个孙子的后代，另一说是指尕勒莽的六个儿子的后裔加上由河州迁来的浓家和马家而言。由“六门八户”形成了街子的八个村子，即上房村，撒里房村。撒兰巴亥村、黑大门村、韩巴村、马家村、托伦都村、沈家村。后来年复一年，子孙蕃衍，人口增加，从街子不断向周转地区扩散。据说，孟达的撒拉人是当初到那里打猎留住下来的，清水的人是尕勒莽大儿子的后代；崖曼、张尕的人是他二儿子的后代；苏只人是他三儿子的后代；查加人是他舅舅的后代；查汉大寺人是他同村人和朋友的后代移居去的。这样，在循化逐渐形成了十二“工”。所谓“工”，是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下属若干自然村。据《循化志》载，雍正以前并无“工”的名称，雍正八年（1730年）的粮册上才开始出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于反清斗争失败，人口锐减，十二工合并为八工，县城以西有街子工，查加工、苏只工、查汉大寺工，称为“上四工”；县城以东有清水工、崖曼工、张尕工、孟达工，称为“下四工”。合称“撒拉八工”。据《循化志》载,当时上四工有四十六个村庄,下四工有三十六个村庄,计八十二个村庄。除八工外，撤拉人的居住地区还逐渐扩展到与它毗邻的化隆县一带。《清史稿》说：“.旧十三工,今隶循化八工,余隶巴燕戎格。巴燕戎格,即今化隆回族自治县,有撒拉人居住的甘都工、卡尔岗工、上水地工〈亦称群和工〉斗黑城子工〈亦称扎巴王〉、十五会工〈县城附近〉,与循化的内八工相对,称化隆外五工,合计十三工。关于当时撤拉族的P口和人:数,据《循化志》载,、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官府始在循化地区清查户口田地,造册定赋；次年,报宫的户数仅一千六百余户。又据乾隆二十九年〈1964年〉循化厅卷,有二千七百零九户,大口三千四百九十七日,小口三于五百八十人口,合计尚不足万人,与二官余年前明嘉靖时记载的一万人反有减少,令人不可置信曳对此《甘宁青史略》指出休养生息-,其数当不止此矣！这显然是因为撒拉族在明代为招茶中马十九族之一,不列图籍,不纳赋税,嘉靖年阔的统计数字就较为准确,而清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查编户口,输纳钱粮.,因此上报户口、土地数目时,难免有所隐匿。实际上，乾隆四十六年就有人估计撒拉族有六千余户(见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阿桂奏折及《循化志》卷一引岳钟琪奏折)即约三万人。这个数字较为可信,反映了撒拉族人口的蕃衍和发展。雍正、韩隆时期,撒拉族的社会生产为有了很大的提高。《循化志》称：雍正四年时,撒拉族已开垦水地六千五百三十四段,旱地一百三十六段。这是向清朝官府上报之数,实际当。不止于此。大概八工的水地,这时已大部分开垦出来,并开始开垦旱地和山地,所以当时有人说：今保安撒喇地方,有成熟之田久为番回恒产,此外既无闲田可垦……循化地区干旱缺雨,作物生长多赖水渠灌溉。撤拉族劳动人民早已开始修凿沟渠灌溉田地,并知修建水磨。《循化志(卷七)说,惟撤喇回民……颇有水田,得灌溉之利。到乾隆时,已修了不少渠道,女日街子工渠、张杂工渠、查加工渠以及与藏族合用的边都塞渠、起台堡渠。这些水利灌溉设施的规模相当宏大,例如毯隆三十四年(1769年)兴修的革滩坝渠,自街子至土门山入黄河,蜿蜒三十多里,灌溉面积达二十余顷〈一顷为一百商〉,并用以开垦了下滩的荒地。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灌溉系统的不断完善,种植作物的品种也日趋繁多。据《循化志》载,谷物以种植小麦、大麦、青裸为主,而大麦尤多。豆类则有小豌豆、小扁豆、蚕豆、绿豆、刀豆等。秋田种大底子、谷子。由于气温较暖,撤拉人已知复种,青裸收后复种莽麦,惟此为两收。油料作物有胡麻和菜籽。蔬菜有白菜、菠菜、芹菜、葱、蒜、韭菜、茄子、黄瓜、菜瓜。尤其是白菜,多而佳。红庄盛产花椒。果术则有桃、梨、杏、苹果、樱桃、葡萄等。帘萄佳,核桃尤佳。梨子当中'有一种形尖名泊交团者,颇甘。其至冬熟者,为冬果,形园,昧尤佳,驰名甘、青。撤拉族作为纳马之族,、至雍正时已经终止。且不再招茶中马,但畜牧业仍在撤拉人的经济中占相当比重。《循化志》(卷七)记述撒拉族的婚嫁礼俗说,聘礼一般是马二匹或马~~、骆一匹,如家贫元马、骤、者,可用四小羊抵之,择日抵送女家。此外,该书还记载了一些争事山即牧场的事件。这些都反映畜牧业在撤拉人经济中的地位。孟达和清水、查汗大寺的撒拉人仍继续从事狞猎和伐术。他们把砍伐的木材编成木饶,JI阪黄河而下,行销兰州。狞猎已使用火棺J撤拉族素业射猎,精火器。这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循化志》看,他们已经能抒织白毡、沙毡、黑褐、白褐等毛织钩,当时撤拉族、己能制造火枪,;塔萨坡制造的塔萨炮准头很好。后来,嘉庆年间(1796——1820年)曾任循化厅学训导的杨熏在其所著《小积石斋述略记》中,对循化地区有如下记述：阅八工之撒拉,半住花付。途吟塞曲,廿四关似解弦歌。寺诵天经,七卡族俨知学问。歇家举里,掌教题坊。番判生熟以为常,囚分旧新而滋变。……若夫天时则风惩于雨,地利则水决为渠。泉存而土许成盐,县废而川仍为米。谷如菽麦,菜如芥椒,果如枣梨,花如葵菊;烹鲜巨少伤鲤,走险恒多鹿猝,披黑羊以御寒,驾铺牛而致远；柳之质坚成材,石之品清造器,土棚以充大厦,木注以当扁舟,杯盘皆遛肉赂浆,服饰尽韦藕毳莫；农圃原宜于春夏,樵牧罔间乎秋冬。这段记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循化地区撤拉等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撒拉族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更加发展了。许多农民由于土地被兼并而破产,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人之手,地主阶级的势力大大增强了。当时撒拉族的地主,…部分是由原来土司、户长等世袭封建头人和寺院的掌教等发展而成,另一部分则是撤拉族农业经济向前发展中所必然产生的社会分化的结果。《循化志》提到的富回,就是这部分分化出来的世俗地主和富商的通称。在土地和财富集中过程中,土司等封建头人和寺院的掌教,凭借政治和宗教的特权,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康熙泪州志.指出,包括撒拉族在内的河州一带,土司、国师等之霸占丁地,其来已久,其术甚巧。总缘伊等以土司、国师为护符,自恃从无处分定例,而有司又不敢加以刑法,遂肆意妄行,毫无顾忌。各家土司拥有土兵,.无定数,视所用之数以土民充之。撒拉族的土司已多次驱使人民为统治者效死卖命参加征伐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从而取得朝廷的信任和对他们的赏赐。这样,就使他们的政治势力更加强大、田产不断增加。清初各家土司非常嚣张,各有衙门,、各设刑具,虎踞一方《康熙河川志》残酷地统治和压迫人民,并且用各种手段霸丁占地,肆行掠夺,役使和剥削人民。《康熙河州志》载录当时知如王全臣指责土司之弊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撒拉族土司的劣迹指出撒拉头目韩大用、韩炳巢穴原在积石关外,最为豪强,近关居民,累受侵害。田房尽被霸占,甚至擅准汉民词讼,窥伺一家稍可聊生,即离同地棍,捏词诬控,差役锁拿，被告之家不至破产不止”。土司还向撒拉各工派差，迫使农民为其进行无偿劳役。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清真寺对农民的摊派勒索也日益增加。寺院聚敛了大量财物,占有大片土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宗教世袭封建特权和学教兼地主的制度。十二工世袭总掌教〈杂最〉是宗教的最高统治者,各工也形成了海依、哈提、布、乙麻目(或称掌教、副学教、小掌教)所谓的三头.。学教控制寺院的财产和土地,本身成为地主。他们子孙相承,世袭罔替,享有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订立各种封建教规和制度,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据《循化志(卷囚)载z撒拉族地区以土司、户长等封建头人和世袭学教为主体的地主阶级向农民征收的地租是,旱地每下籽一斗〈仓斗〉,纳税三市升。这仅仅是常例,而巧取者不计。若加上土司、学教凭借封建政;治、宗教特仅对撒拉族人民进行的起经济剥削在!苛捐杂派,农民的负担就十分沉重。撤拉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引起劳动,人民的不断反抗,阶级斗争日益加剧。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地位,、一方面从宗教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另一方面不得不求援于清王朝前来帮助镇压。土司韩炳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呈文中说:撒喇地广人稠，回民桀鳌不驯，微末土目委难约束,请设兵驻防,以期安贴。这就为清朝改变对撤拉族人民的统治政策在民族内部找到了支柱。出自：责任编辑：白全忠、顾文璧、宋仪等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撒拉族简史《撒拉族简史》编写组青海人民出版(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发行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1982年1月第1版1982年1月第1次印书号：1109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