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讲义(1)概述

1概说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的。它可分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三个阶段。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批评的萌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萌芽很早。在《周易·艮六五》中就曾提到“言有序”的问题，在《尚书·尧典》中则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说法。《尧典》虽系后人伪托，但仍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诗歌音乐的认识。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保留着许多原始艺术产生于模仿自然的宝贵史料，而且在《国语·郑语》中所记载的公元前8世纪史伯和郑桓公的对话中，就用朴素的原始的五行学说来解释艺术。史伯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由土、金、木、水、火5种原素和合而成的，音乐也是“和六律”而成，即音乐是由各种高度不同的音阶协调而成的，单一的声音不会有音乐，单一的事物不会有文采：“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无疑是一个光辉的思想。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和齐侯的对话中，更进一步认为政治和音乐不能只求单一的“同”，而应追求对立诸因素和谐统一的“和”，对音乐来说，应该是“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即各种对立因素要相反相成，相互为用。他们所提出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关于“和乐”的中和之美的思想，对中国的美学思想、艺术创作及文艺理论批评，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公元前7世纪时《左传》提出了“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无礼不乐，所由叛也”(《左传·文公七年》)，强调诗乐要歌颂“德礼”；公元前6世纪伶州鸠又从原始的阴阳学说解释音乐的形成，认为音乐只有按照自然的阴阳之气的规律和特点制作，并保持和谐，才能“以遂八风”，使阴阳和顺谐调，“风雨时至，嘉生繁祉”，并提出了“政象乐”(《国语·周语下》)的观点，以及医和所提出的对音乐“节”制(《左传·昭公元年》)的思想，都曾为后世继承和发挥。吴季札观乐，是现存史料中对周乐的最详细的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评论中不仅再一次提出了“中和”之美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从音乐中可以看到人民的愿望、政治的兴衰，所有这些，都为后世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于春秋末季至战国时期。当时，由于处在文学发展的早期，文、史、哲不分，“文”的概念包括各类文章以至于文物典籍，所以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诗的概念虽然比较清楚，但由于诗、乐、舞一体，所以关于诗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是泛指诗、乐、舞的。文学理论批评，则是特写意义上的文艺批评。2这一时期，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特别是儒家关于文学的一些观点，在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道家的因任自然的文学观，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庄子的“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等关于“道”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不期精粗”、妙绝名言、自然全美的境界。所以老子提倡“大音希声”，庄子提倡“天籁”。同时，他们还强调有无相生、相反相成，以及重自然浑成等。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在有关文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孔子关于诗、乐的“兴、观、群、怨”等社会功能的概括，关于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统一，即美、善统一的艺术观，关于“情”与“辞”、“质”与“文”等关系的见解；孟子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知言养气”说、“知人论世”说；荀子关于诗、乐与情感关系的论述，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以及关于诗乐“感人”、“入人”、“化人”等社会作用特点的见解等，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儒家重道德伦理规范的文学观和道家自然无为的观点相反，它的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对文学艺术的道德伦理规范。如孔子所提出的学诗以“事君”、“事父”的要求，荀子关于诗、乐应对“兵劲城固”、“一天下”、“齐”天下起积极作用的观点；又如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思无邪”以及“温柔敦厚”等要求，孟子关于仁义对于文学的规范作用，荀子关于“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的论述等。这些，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中，后来成为一种比较侧重文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功利作用的传统观点。此外，在这个时期，各家还比较普遍地强调诗的“言志”作用，强调在认识外界事物时内心虚静的重要性；儒家的一些著作还进一步发挥了“中和之美”的思想，《易·系辞》等著作中谈到了“一”与“不一”，以及阳刚阴柔的问题，这些，也都给后世的文学理论以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以《诗大序》为代表的一些著作关于《诗经》及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的探讨；源于屈原《惜诵》及《淮南子》而为司马迁正式提出的“发愤说”，以及许多著作对于屈原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的分析；围绕着汉赋的争论而提出的种种文学见解，也都影响了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当时，由于儒学衰退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文学脱离经学附庸地位而取得的更大的独立性，文学3艺术本身在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以及西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等，都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对文学本身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楚。“夫文本同而末异”（曹丕《典论·论文》），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命题，说明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和其他著作之间的同和异。这比起在此之前只注重它们之间的共性而忽视其差别性，是一大进步。同时，人们也更进一步重视诗的“缘情”即抒发感情的作用；认识到文学创作不同于理论著作，主要在于它的“图写情兴”（《南齐书·文学传》）、“兴会标举”(《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这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创作的特点。其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很大并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如风韵、风神、气韵、神韵等概念，关于风力或风骨的理论，关于形与神、形似与神似、境和境界的论述，关于言、意、物关系的剖析，等等。佛教的输入、传播及其与老、庄思想的融合，佛家造型艺术的发展等，也直接促进了人们对“取象”、特别是对艺术的形象性的认识。再次，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名著，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特别是《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其中对有关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构思、想象、情感、风骨、风格、艺术夸张、修辞剪裁、形式内容、“通”与“变”的关系、主观的情与客观的物的关系、“神与物游”的形象思维问题、艺术表现的意余言外问题，作者本身的修养问题以及文学批评问题等，都有不少精辟的意见。这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唐宋时期的文学批评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繁荣，诗、词、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学理论批评围绕着当时的创作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时期中一些重要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问题，如唐代的诗风改革、新乐府运动，不同诗歌流派积累的创作经验，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宋代诗词发展中的问题等，在理论批评中都有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反映。唐代初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纠正南朝以来文学创作相对地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这类情况又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唐宋时期，都出现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运动。不同的是，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包括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内之古。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是“文以明道”。韩愈、柳宗元都曾倡导这一主张。韩愈的门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颐则指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唐宋古文家虽然都强调“道”，但具体内涵不尽相同，有的偏重于儒家的古道，有的则偏重于给“道”以现实的“辅时及物”的解释。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曾发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明、清4和近代都有许多人继续提倡，成为文学理论反对忽视思想内容的武器。至于宋代理学家以道统排斥文学艺术规律的做法，由于其理论上的褊狭性及实践上的危害性，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大影响。在诗歌方面，初唐陈子昂等人提倡“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对于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在批判齐梁遗风的同时提出“转益多师”，强调学习、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对于促进唐代诗歌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则对传统的“美刺”特别是“刺”的原则赋予新的内容，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学尽可能地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以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诗歌理论，不仅对诗歌风格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诗歌美学中的意境问题，诗的虚、实及动态美的问题，外在的物与作者的感兴、情思的关系问题，诗应重性情、轻词采的问题，以及关于“象外象”、“味外味”、“离形得似”的问题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的理论虽含有较多的消极因素，但其中关于诗歌创作特别是抒情写景短制的艺术规律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宋代的诗歌理论，在反对宋初的“西昆体”方面，以及反对后来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为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批评形式：诗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违反艺术规律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沧浪诗话》在批评宋诗流弊的同时，还正面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诗歌创作中的“别材”、“别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维能力的问题，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本色”美的问题和传神入化的问题，都富有卓见。其中关于“兴趣”、“妙悟”的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严羽在不少方面继承了皎然、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并作了进一步发展。但他的诗歌理论中的消极因素，也给后世以影响，如清初的“神韵说”就是吸收了严羽诗论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发展形成的。宋代以后，诗话继续发展，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薑斋诗话》、《原诗》、《随园诗话》等。直至近代，诗话一直是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诗话的发展，后来还出现了词话、曲话等。词的创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关于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如词与诗、与乐的关系问题，词的题材及表现上“本色”问题，“清空”与“实质”的关系问题等，在当时的词论中也得到了反映。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小说、戏曲文学的勃兴和繁荣，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5上，便使得小说理论批评和戏曲理论批评也随之发展起来。正如李渔所说：“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对小说、戏曲文学创作的探讨，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的特点。从小说理论批评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小说序跋；一是小说评点。它们所发表的理论批评意见虽然比较零星，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于小说创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孤愤说，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小说评说天下大事及历代兴废的社会作用，小说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识和文学修养，小说语言、人物的个性化及典型创造，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虚实、传神、虚构及景物描写，小说思想艺术的感染力，小说与纪事文学、传记文学、历史的区别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评点的形式滥觞于南宋，明代进一步广泛开始运用于小说和戏曲。由于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在明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评点这一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影响也很大。除小说、戏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诗词，以至史籍（如《左传》、《国语》）、选本（如《文选》）等，也都有人进行评点。明清时期，评点成为发表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形式。从戏曲理论批评来看，除了序跋、评点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曲话、曲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