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的发生发展看其文化意识

1大都市里的文学——由海派文学的发生发展看其文化意识[摘要]在上世纪初，开放的中国大都市上海产生并孕育了一种文学——海派文学。它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文学的束缚，独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作为中国都市文学的代表，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特殊性和时代性。本文通过对海派文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和思考其反映出的多重文化意识，进而把握海派文学的文学生命的真实存在。[关键词]海派文学艺术特色文化意识文学史总是立足于反思、回溯、关照、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面对当下的文学我们总难以客观平静地做全面深入的总结。对于上世纪上半叶的文学，虽然有过研究总结，但是在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念下，对这一阶段的文学史特别是“海派文学”有些忽视。回溯上海这段文学史，对于我们客观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海派文学”作为上世纪上半叶与“京派”“左翼”并列的重要流派有着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透露出多重的文化意识。一海派文学的地域文化因缘“海派”一词，最早见诸《清稗类钞》之“戏剧类”：“京伶谓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京师轿车之不按站口者，谓之跑海。海派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范，为京派所非笑。京派即以剪裁干净老当自命，此诚京派之优点，然往往勘破太过，流弊亦多。”①可见“海派”是对那些不按传统文化审美规范，为迎合商品意识潮流和芸芸大众的爱好，而加以改革发挥的一种艺术文化流派。上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文学同样具有上述“海派”一词的特点，具有反传统审美，迎合商品意识等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与其地域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海没有古老的文化传统，它是由一个海滨乡镇，因屈辱的《南京条约》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商埠，骤然爆发为极端繁华的都市的。城市的迅速膨胀，使人们感到时间节奏的嗖然，人群的移民性，切断了人际之间的宗法性地缘和血缘的联系，租界与华界的交错，使人们感觉到巨大的文化反差，它位于全国海岸线的中部和万里长江的入海口，使它以扇状的放射联络着外洋商埠和内陆各城镇，从而成为中外之信息最便利的转换枢纽。②上海开埠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20世纪初成为举足轻重的多功能的国际性大都市，到了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的中心，于是上海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2古代的上海不像北京，西安一样繁华，也没有成为过帝王之都，但在近现代，上海确是一个政治的大舞台，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都在这里登台亮相，演出了一幕幕政治话剧。近代时期租界里存在着世界上的多种政治派别，现代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都在这里建立，上海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从而形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竞争带来的促动力使上海在出版业，报业，教育等方面一路领先，传播业的迅猛发展给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良机，各种文化学术得到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国外的思想学术，由此上海逐渐成为传播西学的中心，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海派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并带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走上了中国多元的文化舞台。海派文学的出场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1933—1934年的“京派”“海派”之争中海派文学正式在文学的大家庭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它的出场受上海地域环境的影响，被沈从文称之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又被曹聚仁痛斥像乌鸦一样黑；就连周作人也在《上海气》一文里，奚落上海多的是“买为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乐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③上海《现代》杂志的主编杜衡，施蛰存等人都发表了文章反击，但海派文学的出场总的来说还是“怨”大于“赞”，这多少与上海的商品经济和政治力量混杂有关。总之，海派文学的产生不是由文学社团因文学观点相同结合创作而成，而是上海这块特殊地域所酝酿的，是区域性文化在文学上的反映，因此它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同时在沿着这些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也透露出多重的文化意识。二海派文学发展方向及主要的艺术特色（1）男女两性间曲折离奇的浪漫故事，与言情小说有密切联系对海派文学的界定很多。有的学者指出海派文学是从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苔莉》为契机开始，包括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有的学者则指出海派文学还应该包括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还有的学者认为40年代的苏青，张爱玲也应该算在海派之列，但无论是哪种界定，他们都往往脱离不了“男女两性间曲折离奇的浪漫故事”这个方向。在上海这样一个商业的地域里所孕育的文学，一方面要贴进都市人的生活，一方面又要适应市场的竞争，男女问题最贴近都市人的心理，所以有广泛的读者和销售的市场，因此海派文学的这一方向就显的理所当然的多了。海派作家的作品大多都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慕之情为主要线索，突出主人公的心理，编织大都市的浪漫离奇爱情故事。早期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周瘦鹃上承《红楼梦》、《花月痕》3的传统，外受《茶花女》的哀怨与世纪末的感伤的影响，塑造了一个个孤独的爱情个体④；被鲁迅称之为“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的张资平创作了《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女儿们》等作品。⑤虽然它的作品偏性爱描写了一点，但他对中国现代青年婚姻问题的提出和加以表现还是被李长之所肯定的⑥；三十年代新感觉派里的刘呐鸥一条《都市风景线》把当时上海刚形成的现代生活和男女社交场情爱场景尽情摄入，“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在《黑牡丹》中写出了一个舞女动态的生活段落，预示着从都市中逃离；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也没有脱离这一方向，由以张爱玲明显，他的小说多以沪港社会为背景，以洋场世界的遗老遗少，摩登青年男女畸形的婚恋故事为中心，在一出出爱情游戏游戏，婚姻赌博的闹剧中，冷静的分析旧中国的儿女在现代社会的丑陋，畸形的人性心理。（2）师法外国现代主义新颖而又光怪陆离的表现手法海派文学的第一个发展方向，突出了它迎合商品意识潮流和都市人心理，而这第二个方向突出了它特有的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上海是传播西学的中心，在那里能接受到多种西学，海派文学作为特有的地域文学选择了西方现代主义，在海派文学里比较有生命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思潮主要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文学与思潮和新感觉派文学与思潮。如果说老的海派还停留在简单的情爱内容之中的话，那么从张资平开始就开始了广泛的性心理描写，包括性烦闷，性病态，性怪癖，性猜疑，性虐待以及各种婚外恋心理。叶灵凤在张资平的基础上运用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心理分析，像《姐妹之家》《内疚》。成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推行者之一。作为第二代海派的施蛰存则更加有意识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想在创作上另辟蹊径，他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春阳》《十修》《鸠摩罗什》等着力表现性压抑后，人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展示人的潜意识层面。⑦《鸠摩罗什》中的高僧既有志潜修，又放不下青梅竹马的表妹，终究结婚，后来赴长安途中妻子病死，他以为以后可以专心修行，但妻子形象和名妓总在心中，最后还接受了宫女，他那强烈的肉欲冲破了佛门清规、道德樊篱而汹涌而出，表现得正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基本矛盾：道德和情欲的矛盾。新起的作家群——新感觉派也运用弗洛伊德学说于创作之中，刘呐鸥有《残留》和《赤道下》等篇着力于人物无意识的性心理表现，穆时英的《Pirrot》、《圣处女的感情》等篇展现性压抑的灵肉冲突。在心理分析进入海派文学之中的同时，广大海派作家在创作技巧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新感觉派的代表刘呐鸥、穆时英在《现代》上发表《赤道下》和《上海狐步舞》之后，象征主义和感觉主义被开始广泛运用，如刘呐鸥《游戏》中关于夜总会的场景，作者没有描摹夜总4会的陈设，也没有描摹夜总会里男男女女的具体形象，而是抓住某些印象。一个旋转着的发出七彩光束的灯，是作者剪取印象的特定角度，他通过这流动的旋转的光束，摘取了能引起人们强烈印象的种种：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如果把这些光点联结起来，展现开去，不是一幅印象主义图画吗？而对于感觉主义，如穆时英的《墨绿衫的小姐》中，作者写道：“绢样的声音溜了出去，溜到园子里，凝冻在银绿色的夜色里。⑧”声音作用于听觉，听觉的悦耳如何表达，这儿用了绢绢两字来转换，于是声音的圆润，婉转变成了可以触摸的东西了。他还在《街景》中将印象主义和感觉主义的手法混合使用：“机关车嘟的一声响，一道煤烟从月台上横了过去，站长手里的红旗。烂熟的苹果似的掉在地上。月台往后缩脖子。眼泪从妈的脸上，媳妇的脸上，断了串的念珠似的掉下来，哥和爸跑起来了。爸，妈，月台，哥，车站，媳妇，媳妇，媳妇……湮没在轮子里面”⑨前半部分都是以人的主观感觉转移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的事物有了灵性，即形象，又新颖。后半部分是种种印象，这是一幅有情有景，有声音，有形象的立体的印象，而且是动态中的印象。感觉主义夹杂在印象之间，使情感的脉络更见清晰和畅通。海派文学就这样，一边学习外来的现代主义，一边反映中国的都市风貌，它拿着新颖活跃光怪陆离的现代主义之笔写出了都市人的情感心理，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一方面也适应了商业的竞争，但在这同时，它也不是单纯的适应商业竞争的文学，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内涵，仔细感受其特有的发展方向，会发现其透露了多重的文化意识三海派文学的多重文化意识（1）都市文化意识书写与都市对话中的焦虑的情绪体验——忧郁感，漂泊感。所谓人类更年期是指原先的文明价值系统分崩离析，新的文明价值系统未及调试组建，因而产生社会行为失范和心理意识紊乱的过渡性历史时期，海派文学眯缝着眼睛，把畸形环境中更年期的人类视为现代人类，而且专注于这种现代人类被都市文明摇落出来的颠倒错综的人欲和兽欲，这就是他们于都市对话中对人，人性和生命形式的特殊把握，透露出一中忧郁的情绪。在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一书中，到处飘荡着，沉浮着的灯红酒绿的奢靡和颠三倒四的颓废，性色挑逗的肉感和昏天黑地的精神危机感。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对于传统生活方式来说，是座精神上的孤岛，同时都市的机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抛入疾驶的轨道，随时要倒下来的感觉。切断了旧有联系的新型都市人物，没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于是成了无根的不安宁的幽魂，飘荡在十里洋场。海派文学里传达的漂泊情绪反映出他们与革命主潮，传统文明脱节，找不到自己生存位置，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境况。施蛰存笔下的“巴黎5大戏院”，穆时英笔下的“皇后夜总会”。刘呐鸥笔下的租界地跑马场,实在是以风驰电掣的机械文明的速率蹂躏着，折磨着，撕裂着人们的地方，浮躁骚乱，喧嚣摇荡，颠倒歪斜，醉态淋漓，男男女女都走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了，光怪陆离的都市声响，色情刺激，享乐竞争，已经摇碎了东方海岸的宁静，使人狼奔逐突，无所归处。在刘呐鸥的《游戏》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大概是多喝了点‘车厘’吧！但是除了酒，我实在也找不到什么安慰，……我今天上午从朋友的家里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上走过的时候，我觉的这个都市的一切都已经死掉。塞满街路上的汽车，轨道上的电车，从我的身边，摩着肩，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首饰，都从我的眼界里消失了。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的沉寂。”⑩这段话给人以怪异的感觉，实际上是极为准确的刻画出了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即城市极度的繁华和人的灵魂钻心的孤独，海派文学透露出的这种文化意识并不是偶然的，海派文学之所以有这种文化意识是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都市人的深层，在描写那个城市特有的生活生存状态，即寻求刺激，寻找异性，在疯狂的及时行乐中麻痹自己时，能看到那些人戴着快乐面具之后那张悲哀孤独忧郁的脸。（2）市民文化意识海派文学在透露着都市文化意识的同时也反映出浓郁的市民文化意识，主要表现在题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在价值取向上主张享乐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像结合，并强调思维上的实用理性。海派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主张写都市人的生活，没有“左翼”文学的重大与崇高，它始终关注的是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种状态下所形成的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张资平写下了《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女儿们》提出了现代青年的婚姻观价值观，新感觉派作家通过大都市的现代气的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