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52018年2期湖湘论坛No..2,.2018（总第179期）Huxiang.ForumGeneral.No.17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彭大成.（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摘要：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对现代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及新中国的外交战略，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文化优秀思想精华的光辉体现，也是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与正确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贡献给全球治理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将为中国和全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关键词：习近平；大同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2-0025-1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56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这种宝贵的“文化养分”与“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一。本文将就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历史文化渊源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一、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新抉择“大同”思想是中国儒学创始人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首次提出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模式。这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理想，但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一收稿日期：2017-12-06作者简介：彭大成，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与湖湘文化。26代又一代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把这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同之世”、“尧舜之治”当作其最高理想追求，但在其现实的军政实践中却是追求历史上真正有过的“汉唐之盛”、“小康之治”。这种最高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双重结构，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特点与文化传统之一。我们从邓小平所提出的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同样可以看到其思想渊源之所在。据孔子的76世孙孔令朋说：“小康这个词，据我了解，是出自于《礼记》这本书上的《礼运篇》……小康是他（孔子）的初级的理想社会，他最高的境界是‘大同’。”[2]149自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步入近代，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灾难，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的惨祸。中国的志士仁人在谋求中国的自强复兴之道时，又开始从中国的老祖宗那里寻找求强御侮的思想法宝。首先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他从孔子《礼运篇》中搬出“大同”世界的宏远理想，加以新的阐释发挥，写出《大同书》，使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近代中国发出吸人眼球的新异彩。康有为的头号弟子、维新派二号领袖人物梁启超，则把《大同书》与当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揉合起来，加以进一步地宣传：“以今语译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其子），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3]66梁启超还在一些文章中初步宣传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如他在1904年写的《中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隐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4]207梁启超的这些宣传，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无疑发挥了相当作用。不仅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此热情宣传孔子的“大同”思想，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也是热烈向往“大同”理想，并对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浓厚兴趣，多次表示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5]76，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使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也是以孔子“大同”理想为蓝图，来描绘其最高理想的。他在其1917年至1919年写的《建国方略》中指出：“人类进化之目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以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5]156-157他在1924年所著的《三民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5]836“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5]843-844正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当时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都曾向往和宣传过社会主义。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人物孙中山是如此，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青27年时代也曾热烈向往过孔子的“大同”理想。他在1917年就说过：“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6]89他在1920年11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进一步提出：“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世界大同的一个条件。”[6]560他在1919年还提出了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带有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村”计划：“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6]454从此不难看出，“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从这种思想出发，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理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各种学说、主义像潮水般涌入中国，什么“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等，甚至包括中国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都没有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几十年之内就席卷了全中国，在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生根、开花、结果。这除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中国现实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需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精华无疑为先进的中国人，迅速接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孔子的“大同”思想就是这种宝贵的思想土壤之一。我们从大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马克斯进文庙》中，就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中西文化思想的交汇点。小说通过描写西方的马克思走进中国的文庙，就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与孔子所主张的“大同世界”进行对话，认为两人学说的“出发点相同”，二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可算得上是“老同志”。这种简单的类比虽不十分科学，但确实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孔子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带有原始空想色彩的共产主义，但确实为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和征服人心的道义力量。[7]1063二、新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毛泽东曾深情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8]796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暴统治，在地球东方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长期的侵略、压榨，特别是美帝国主义28公开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颠覆、扼杀的敌视政策；而只有苏联对中国实行友好的政策，对中国革命（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都给予了真正的帮助与支持，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相同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国在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很快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毅然决定，新中国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这就是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正是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一年，国内百废待举的艰难时期，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就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朝鲜，以“小米加步枪”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经过三年血战，迫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保卫了世界和平，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国威。后来又先后无私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美战争。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初，中国对以越南为重点的印度支那三国（还有老挝、柬埔寨）人民抗美斗争，给予了巨大无私的支援和帮助，把七亿中国人民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把辽阔的中国领土当作他们的可靠后方。1970年5月，当美国出兵柬埔寨，发动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军事政变，并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时，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5.20声明”，作出了“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英明论断。越南战争的结局，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1973年1月，美国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从越南南方全面撤军。两年之后的1975年4月，越南军民终于彻底摧毁了南越西贡傀儡政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取得了反美斗争的决定性胜利[9]93。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使曾经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美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新中国初期在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反美外交战略的同时，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国际环境，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周边邻近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与印度政府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向世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洲29国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及与会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分歧，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撇开分歧，“求同存异”方针，力促与会各国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