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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北海工商业发展历程第一节解放前的北海资本主义工商业一、商贸业北海在中英《烟台条约》开埠通商前,原是古老的市镇,人口不过几千人,街道仅五条古老街巷,对外航运,初有澳门——北海航线,从广州来北海,多由澳门搭乘“头猛船”(三桅大帆船,又名陈村船,红单船),约十天航程到达。陆路由江门、恩平、阳江、化州至北海,尔后(1879年)随着商业发展,外国轮船从香港航行至海防每周经过北海停泊接载货物和乘客,由此渐成商埠雏形,全市人口已超过万人,据海关资料十年报告记载商业户1000户左右,大户以广府商人占多,次为潮汕、高州、阳江、广西、云贵、合浦等地人,经营行业有,进出口、渔、盐、土产、什货(日用百货)、水产;外国商人初来北海经商的也有几户,成为华商、洋商共处的通商口岸。各国商行在本市建立的有以下几户国籍商行名称经营项目英国怡和洋行船务航行附设锯木厂法国孖地洋行船务航运招募华工出洋德国森宝洋行进口煤油附设德士古油仓日本丸一药行药品、玩具进口肥田粉美国美孚洋行进口煤油附设美孚火油仓这时进口贸易比较活跃,进口方面主要有煤油、肥田粉、洋纱、布疋、洋蜡、香烟、五金百货等物品;出口主要有土特产、靛青、茴桂、生猪、三鸟、八角、鸭毛、桐油等物品。据海关资料记载1882年——1891年进口情况1882年——1891年进口额为24506996两(白银计)1882年——1891年出15额为9163386两(白银计)逆差1434461两(白银计)1900年——1905年平均每年进口额170——180万两(白银计)1900年——1905年平均每年出151额120——130万两(白银计)每年逆差50万两(白银计)1889年——1893年平均每年进口额343万两(白银计)1889年——1893年平均每年出口额45万两(白银计)1894年——1901年进15额不足300万两(白银计)1894年——1901年出口额在100万两以上(白银计)1902年——进口额降至188万两(白银计)1902年——出口额141万两(白银计)1903年——1911年每年平均进15额172万两(白银计)1903年——1911年每年平均出口额108万两(白银计)进出口下降原因:由于1897年中英、中缅条约规定梧州开放通商口岸,1900年南宁开放内地运来北海出口的土特产,改运梧州出口,原来由北海进口输往广西内地货运,也改由梧州进口,影响之故。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1922年)期间,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广东省都督胡汉民为袁氏嫡系龙济光所取代。北海市政局动荡,在此期间每年进口贸易都未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民国九年(1920年)发生第一次粤桂战争,本口岸发生激烈战斗,商店和私人住宅遭受劫掠,复因金融风潮,香港当局禁止中国硬币进口。给北海商人造成困难和损失,贸易大受影响。据海关资料1922年进口总额384万两,出口总额201万两,进口商品以汽油、水泥、钢材、机油为大宗,出口以花生油、八角、桐油、靛青、鸭毛、烟叶、生猪、三鸟、海产、桂皮为大宗。民国十四年一月至民国十五年(公元1925年——1926年)开始筹建中山路约长8000英尺,民国十六年(公元1907年)继续拓建珠海路、民族、民生、民权支路,市容大大扩阔,人口日增,商业亦从而繁盛,按当时行业,计有花纱,疋头业,华洋杂货业,京果海味业,经纪九八业,土产,生猪出口业,纸料什货业,中西药材业。药材行,商号以广瑞祥,永顺和,花纱疋头业,以广记号,昆仑号,联茂号,人和兴,煤油五金行以贞泰,享泰,广珍,生昌号,生泰号等等营业规模、实力为最大,是为北海从开埠以来,由1925——1936这十余年期间,最兴盛的黄金时代。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北海地处华南一隅,离战乱较远,本港受战争影响和破坏稍迟,当年北海贸易情形,仍能保持原状。1937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725万元,比1935年920万元和1936年的635万元(银元)分别下降21%,贸易情况反转上升,这时候海上交通仍保持畅通,除了本国运输帆船抵港达三千艘以外,法籍轮船每星期抵港一次,得利士公司轮船也定期来往广州、香港、北海之间,英商太古、庆元、琼州、山东、岳州等轮船每周也经本港停泊1——2次,事变发生后轮船来往次数开始减少,全年进出本港轮船仅为289艘次,吨位37万吨,本市进出口贸易,仍属平稳一时。1938年海上交通太古、怡和洋行增开由上海至越南海防航线,定期抵港停泊共368艘次,吨位达51万吨,出口商品以生猪、三鸟、生油、桐油、石膏、海产品及土特产等,其中生猪比上年增长4倍。据海关资料,1938年进口贸易由上年(1937)115万元,减至77万元(银元),转口土货(指沪穗货物经本港转内地西南云贵)由上年157万元升为255万元,进口土货(指上海、广州来货)由上年292万元,减为286万元。1939年10月,由于日敌占领涠洲岛后,以本港作为入侵广西的跳板,对北海实行军事封锁,我方驻军做好预防,将沿途公路桥梁等,预为破坏,货运顿受阻挠。日军果于10月中旬从钦州登陆,侵占南宁等地,市民纷纷疏散,市场变成一隅死市,商业停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疏散各地的商号,渐次返回复业,本港进出口贸易东至香港、广州、上海、西至越南海防、各行业复苏正常。1946年,进口货以米为大宗,数量为6943公担,价值国币31210万元,其次是橡皮干片计634公担,还有从香港运来转运内地(贵阳及重庆)鱿鱼、虾米、鱼肚之类的海产品及煤油、砂仁、豆蔻、熟胡椒等。出口货物则以植物药材、桂皮、生猪、棉布为大宗,大部分运往香港、澳门、越南,直接出口国货为59,840万元,转口国货为59,320万元。1947年由北海运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土特产,以桐油、生猪、家禽、牛皮为多。直接出口土货为国币1993511万元,进口洋货总值为国币11,996,12万元。到临解放的1949年,进口货以脚踏车、面粉、煤油、废橡皮为大宗。脚踏车进口共计1195辆值28,392美元,几乎是英国车,面粉共进口848公担,煤油进口量约为上年三分之二,旧废橡皮则多从越南进口,全年直接进口洋货总值138,392美元,该年出口总值为667,907美元,以生猪占第一位,大宗货物如桂皮、桐油皆运往香港。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发动内战,将临崩溃前夕,金融混乱,纸币急剧贬值,官僚恶霸敲诈勒索,人民惨无天日,各行业大受其害,仅几年间,不少商户发生倒闭歇业,日有所闻。解放后1950年——1至4月间,全市商业还在停顿窒息状态,有的刮掉招牌,有的逃跑,这时候复业的商户只有四百七十间,大都不敢放手营业,至六月间经过政府召集工商界大小会议,阐明保护私营工商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一系列政策,组织工商界观光团前赴各地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同时开展赔偿征用支援解放海南岛损失船只和纪律赔偿工作,激发全市人民如实地看到地方干部,认真负责,作风廉正,物价稳定,币值稳固,开始了对人民政府提高信心,认清了民族工商业发展前途,积极组织参加各地物资交流,大胆放手营业,至此市场日趋活跃,是年下半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全市共登记复业商户2164户,总资金1303952元(新币)。二、工业北海辟为通商口岸后二十年间,根本没有什么工业,据有关资料,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有美商怡和洋行进口美国格拉斯奇锯木机一台,开设锯木工厂,1909年外商创办保兴电灯公司。1919年市郊高德造船厂,首次制造机动木船。1931年归侨赵丽泉创办的珠光电力有限公司是个初具规模的电厂,有职工232人,此外,北海还有造船业(在外沙一带)、小五金制造业、加工制造业、纺织业等一些残缺不全的手工操作工业。造船业,在抗战前有船厂三十间左右,工人大多待转业;解放后仍保持二十余间,工人300名。五金业一般生产船钉、农具、夹萬及家庭用具,共有店厂十三户,此外,有玻璃,肥皂、大部分都是小资本家庭工业,总资本不及1亿元(旧币)。全市纺织工业共有65间,二分之一是家庭小工业,总资本三亿七千五佰元(旧币),较有规模的有广盛典布店,有电织机三十二部,工人五十二人;艺兴布厂,有木织机三十部,工人二十人,全年总产60639疋。以上各类工业,据解放初调查登记总值206万元(新币)。1952年工商业总户数1622户,总资金1617,845(新币),工业户数占36%,资金占15%,营业额占22%。三、交通运输业在上个世纪初,北海与内地的陆上交通那时没有公路,没有汽车,连单车(即自行车)也没有,只靠两条腿走路,有钱人则雇请双轮人力车(即东洋车)或肩舆(俗称叫轿)和手推车(俗称尖头车)来代步。1877年前,由广州来北海,或北海往广州,全程七百多公里,一般分东西两路来往,东路由江门经恩平、阳江、梅录、化州、安铺至北海,西路由一日到廉州,二日到常乐,三日的抵沙河,四日到博白,五日到船士步,六日到玉林,七日到北流,雇船经容县、梧州、肇庆、抵达广州,如从水路来北海则从澳门搭“双猛船”经广州湾(即今湛江)抵北海,需时约十天左右。一九二四年后,北海与合浦“普益汽车公司”(官商合办)修筑公路,北海——廉州——石康(全长五十公里)开始才有汽车通行,并逐步发展东至广州湾经南路达广州、北至灵山、横县、西至钦州、南宁。海上交通发展比陆地较早,1877年(中英烟台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后,开始有“红丹”大帆船航行越南、缅甸、马来亚、香港等地,以后相继有英商、法商、葡商外轮抵泊北海。1900年之后经常来往的外轮如法国邮船“于爱号”,“得利臣”号每星期由香港经广州湾、海口、北海至越南海防,后由海防经北海原船线折返香港。英商太古也投入3000吨大轮7—8艘,航行于上海、厦门、汕头、香港、海口、海防等地,每星期也经北海停?白,接载货物和乘客。1905年北海与内河交通只有中小型风帆、机帆船行驶,还没有汽船来往,在接近解放的十多年,才有“海天”、“廉北”等汽船,经常载客搭货航行合浦、山口、石头埠、乾体、总江口、党江、西场和附近廉城的老哥渡,以及下新桥。此外、由北海溯江而上,乘帆船(长江平底船)到浦北的石蛹,博白的沙河,玉林的船埗、武利江的文利、五利、北通圩,同此时期,海上的民船运输也日趋发展,从北海出发往返于东北、钦州、安铺和海南岛琼州、海口等地,促使北海的贸易更加活跃。除水陆交通外,一九二七年,陈济棠任广东省长时期的水师所属的水上飞机,也定期航行北海,到1935年有“北斗”“长庚”“启明”等客机,每周1—2班航行于广州——湛江——海口——北海——南宁之间,亦可转机往上海、香港。机场设在东部茶亭右侧(即今二建司预制厂)。1945年美国在市西郊白屋建立军用机场,成立“飞虎航空大队北海航空站”,1949年设立“胜利航空公司北海代办处”开辟北海至海口、香港、北海——南宁——昆明每星期航行一班客机,但空中的交通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仅几年便停顿了。抗日战争时期,北海因涠洲岛沦陷,海路被封锁,陆路梗阻,在风雨飘摇,困难重重的局势下,航行业每况愈下,水上运输业剧受破坏,船舶出海常遭受烧劫,帆樯匿迹,1945年抗战胜利后,航海业才稍有复苏,但仍举步艰难,振作不大。1946年成立北海航政处(全称交通部广州航运局北海办事处)管辖区,自海康属之乌石港以北起沿雷州半岛折向西经合浦属之北海、廉州、钦州至中越交界处,负责办理辖区航行政事宜。但管理混乱,1947年曾有鄱阳、山东等轮船运大量印棉什货入港,企图再转他埠行销,海关无可奈何只能将其已进口之货完税放行,并限定在当地销售,可见运输管理秩序混乱。当时,海上交通组织有航运公会、通过经营轮船商行(或称代理行)广昌和、合益、和生等代理行,办理进出港口事宜,但战事结束已一年,与香港海运尚未恢复正常,所以水上交通运输,以沿海内河航运为主,帆船小汽船担当主要角色,1946年一年中,全赖二百吨以下少数小轮来往北海、海防、广州、北海轮船吨位颇感缺乏。同年四月,香港华南航业公司的载重两千余吨、速率十五海里的客货新型快轮接踵而至。抗战以后,国人自办轮船来北海的“第一轮”“华中轮”光临,各界人士结队登轮参加先进设备和探询船期。1947年在各航线行驶的机动船,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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