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汪伟

第9卷第1期2009年10月经济学(季刊)ChinaEconomicQuarterlyVol19,No11October,2009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我们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在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后,我们的结果基本稳健。*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通信地址: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200434;E2mail:[e-mail]。作者衷心感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课题/扩大农民消费问题研究0(项目批准号,N2303)。本文在/2008年中国经济学年会0、CCER/第五届经济发展研讨会0和/改革开放30年暨孙冶方诞辰百年纪念经济理论研讨会0上报告过,作者感谢田国强、艾春荣、文一、胡永刚、龚关、夏纪军、罗大庆、沈凌、贺欣、郑兵勇、陈利平、龚强、余淼杰、程开明、周雄飞、张晓岚、李猛等的有益评论与建议,同时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生命周期理论,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中国高储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GDP每年平均以915%的速度增长,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国民储蓄率的大幅提高(表1)。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测算,中国1978年以来国民储蓄率较发达国家的储蓄率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Kraay(2000)研究发现1978)1995年中国的平均国民储蓄率为37%,而国际平均储蓄率仅为21%。ModiglianiandCao(2004)用个人拥有财富改变量作为居民储蓄的度量,测算了1953)2000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他们回顾中国居民储蓄的历史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节俭0的中国人并不那么节俭,因为平均的居民储蓄率低于5%;但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速推进,储蓄率却稳步上升,尽管中国的人均30经济学(季刊)第9卷收入水平仍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然而他们估计的199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接近34%,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相似。Kuijs(2005,2006)用资金流量方法测算了中国1990)2004年的国民投资和储蓄率,发现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维持在40%上下,1994年和2004年国民储蓄率更是高达4217%和4315%。本文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年鉴推算,发现2005年和2006年的国民总储蓄率分别攀升至4811%和5011%。表1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抚养系数与储蓄率变化时间段1960)19701970)19801980)19901990)20001960)20001989)2006人均GDP增长率2.7%6.3%9.4%10.1%7.8%9.6%抚养系数79.2%75.3%56.9%53.3%65.0%45.8%国民储蓄率26.8%32.8%34.9%40.6%33.9%42.4%资料来源:WorldBank,WorldBankOnlineDatabase,2007以及5中国统计年鉴6并经作者测算。1按照国际惯例,抚养系数(或抚养比)通常定义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重。中国异乎寻常的高储蓄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解释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大量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解释因素包括:公众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0动机、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行为习惯、流动性约束和贫富差距拉大等。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它们几乎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来缓解或消除。另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却少有人提及,那就是高经济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本文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还实行了/只生一个孩子0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转型。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中的抚养系数的下降与储蓄率的上升似乎是同步的。1因此,中国高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否与高储蓄有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型为评估生育率的外生变化对储蓄率的冲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自然试验,也是从另一个侧面检验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andBrumberg,1954),并为我们观察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实现由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和储蓄具有长期影响的人口政策。另外,就业、养老系统的设计、医疗保险、教育等都不可避免的与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关。因此,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对于今后制定长期的人口和经第1期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31济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并评述现有理论与实证文献;第三部分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建立本文的计量模型并对198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特征进行描述;第四部分运用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技术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的角度对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机制、动态变迁进行分析;第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人口结构变化与储蓄率的关系集中反映在生命周期模型中。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个体将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总收入来平滑自己在各期内的消费,从而实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最大化。因此,一个人在未成年期和老年期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在成年期内消费低于收入,进行储蓄。就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该国的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较高,储蓄率将会较低,反之则反是。与生命周期理论相关的含义是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会影响储蓄:在较快增长经济中的年轻人比处于负储蓄状态的老年人显得更加富裕,从而更多地储蓄,相应地也比处于较慢增长经济中的个体有较高的储蓄率,高增长对储蓄的影响与年轻人相对老年人的数量增加具有同样的效应(Modigliani,1966,1970,1986)。生命周期也给出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交互影响的预测,如FryandMason(1982)、Mason(1987,1988)强调的/可变增长率0(variablerate2of2growth)模型,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依赖于处于不同年龄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周期财富水平,而这些由经济增长决定。大量经验文献考察了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储蓄的关系。Leff(1969)使用7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发现,在1964年如果控制人均GDP的对数值和过去五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对数值,那么总储蓄率的对数值与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和64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成反比。Modigliani(1970)早期关于储蓄率的国际比较进一步证实了Leff的经验结果,并发现高人均收入增长会导致高储蓄。随后的研究如Goldberger(1973)、Ram(1982)发现并不能证实抚养系数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因而他们对Leff与Modigliani的数据处理、变量设定、样本构成和估计方法提出了质疑。虽然Leff与Modigliani的发现受到了某些质疑,但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在总量数据中一直是稳健的,Gersovitz(1988)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后来,KelleyandSchmid(1996)保留了Leff简单的分析框架,但是改正了其中的很多问题。通过对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三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中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32经济学(季刊)第9卷家也比较高2,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数据中储蓄率与年幼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却没有显著的关系。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期结果一样,即年幼人口和老年人的比例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Higgins和Williamson(1996)的研究表明,从1958年以来,亚洲地区生育率的上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对亚洲人的储蓄、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亚洲储蓄率的显著增长,主要应该归因于同一时期内未成年人抚养比率的降低。HigginsandWilliamson(1997)使用一些亚洲国家的混合横截面与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抚养系数对储蓄率存在很强的负面影响。Loayzeetal.(2000)在研究世界储蓄率差异时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率是解释国际储蓄率的最稳健显著的变量,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上升将会减少私人储蓄,如果未成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15%,储蓄率将会下降1%,如果老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15%,储蓄率将会下降2%。Schultz(2005)运用1952)1992年间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HigginsandWilliam2son(1997)的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所得到的国家人口的年龄构成对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还不到HigginsandWilliamson(1997)所报告的规模的四分之一。尽管使用多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仍然没有发现当期储蓄与年龄构成之间存在重大的依赖关系。从以上有关人口结构、增长与储蓄关系的国际经验分析不难看出,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相对稳定,而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却对数据处理、变量设定、样本构成和估计方法比较敏感,存在不少争议,并有待进一步研究。2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并不能得出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储蓄率也比较高的结论,但在生命周期模型稳态和动态中能够得到人均GDP增长率越高储蓄率也越高的结论。最近,也有少数学者研究了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袁志刚和宋铮(2000)通过构建一个纳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之基本特征的迭代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高储蓄很可能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由于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它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陈利平(2005)通过引入消费攀比讨论了增长与储蓄的关系,并将中国的高储蓄归因于高增长。李杨和殷剑峰(2005)、李杨等(2007)等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这些研究或者注意到了人口结构对储蓄的影响,或者注意到了增长的作用,却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考察,也缺乏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现有的关于中国的实证检验与国际经验类似,也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根据Kraay(2000)的研究,抚养系数对第1期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33居民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而ModiglianiandCao(2004)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少儿抚养系数下降是解释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此外,Kraay(2000)认为,未来收入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显著负面影响,而ModiglianiandCao(2004)则认为收入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的显著影响。上面的两个实证研究并没有区分幼年人口抚养比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而区分二者对研究中国人口转型中各变量的作用机制非常重要。王德文等(2004)、Kuijs(2006)、HoriokaandWan(2007)、汪伟(2008)的研究则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然而他们关于幼年人口抚养比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对储蓄率的贡献大小与方向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下文的表2总结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也缺乏对中国人口转型中各变量的作用机制的细致讨论,另外以上研究均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