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的思考doc13(1)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的思考引言：区域经济发展是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多层次的进程，不仅涉及到物质产品的增长，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即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的演进。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短期的外生因素引起的经济上升或下降，不能反映发展的本质特征，必须不仅着眼于经济规模在外延上的扩大，而且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既然区域经济发展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那么，什么样的区域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判断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不同区域经济主体所做出的认定具有差异性1。西部地区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形成多民族大杂居，个别民族小聚居的特点，民族间发展不平衡，在发展经济时应该确立民族发展观，不能只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要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加速民族间的平等发展，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很多探讨，多从中东西部经济格局进行比较分析，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涉及了很多经济发展模式，甚少涉及民族发展问题，本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结合民族性进行分析，寻求适合西部地区发展的模式。一、西部地区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1、自然资源优势明显，开发前景广阔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的优势，主要是能源及矿产资源丰富。首先是能源方面，全国三大天然气田四川、陕西及新疆探明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61%。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是全国的70%，可开发蕴藏量占全国的77%。全国重点开发的10大水电基地有四个分布在四川。其次，加工业原料充足。西部地区拥有大量各种原材料，可发展加工业。举例来说，新疆盛产葡萄、棉花及羊毛，为食品加工和纺织业提供可观的投资机会。四川及云南的中药材占全国已发现品种的51%，有利于发展现代中药。据2000年数据，中国西部地区固体矿产矿石总产量为12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68，煤炭产量为2.67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6%；石油产量为277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7%；天然气产量为134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53%；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278.5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0%。2、产业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由于资源丰富，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地域分工中长期被当作东部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尽管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大中型企业，但除了“三线”军工企业之外，多属于增值程度低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资源优势未转化为经济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西部许多省区都曾致力于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但工业结构畸重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到1989年，西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仍高达59.83%，远高于全国的51.60%和东部47.04%的水平。到1998年，全国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2.9:57.1，而西部地区为37.3:62.7。甘肃省到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为23.62:76.38，是典型的重型工业结构。到2001年这种产业结构格局仍基本不变，2001年全国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39.43:60.57，东西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轻重工业总产值及其比例关系，东部地区轻重工业比重为42.96:57.04；西部地区轻重工业比重为33.56:66.44，西部地区轻工业产值比重比全国低5.87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9.4个百分点。2002年这种工业结构格局仍然基本不变，全国轻重工业企业数50.84:48.96，西部地区轻、重工业企业数量之比为41.96:58.03东部地区为47.45:52.55，西部地区轻工业企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数低8.88个百分点。23、人口增长过快，教育落后，高素质人才匮乏人口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人口占全国比重日渐增大。长期保持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结果，使得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大，1999年为28.47%，2000年为28.5%，2001年为28.55%。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教育事业发展乏力，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下。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没有上学的，西部12省区平均比例为14.80%。高出全国近2倍；仅参加过扫盲班的，西部2.69%，高出全国0.9个百分点；只有小学文化的，西部41.06%，高出全国近3个百分点，而从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初中28.04%，高中10.1%，大专及以上3.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教育分布不均，教育观念落后以及固有的重男轻女的的思想，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群居地区男女受教育的程度相差悬殊，未上过学的人口中，女性占大多数。另一方面，从业人员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缓慢，除地理和自然因素外，关键在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1999年，西部758万从业人员中，不识字的占11%，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3.3%，初中文化占39.9%，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3.8%。4、支柱产业布局与地方关联性脱钩，不能带动整个民族地区发展我国西部地区曾经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三线建设的重要区域。据有关资料统计，建国以来至“六五”期末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达1000多亿元，占原全国三线地区11省区总投资的40%以上。西南三线工业占全国三线工业企业数的50%，西南三线工业占全国三线工业固定资产的40%可以说整个西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础主要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就要充分发挥三线建设的潜力。大规模“三线”建设工业布局的产业重点是：能源、冶金、重化工业等重工业，它占“三线”工业总投资的50%以上。而如此巨大的投入，建立起的重工业基地，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性比例过重，而深加工工业产值比重却相当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是重工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属于低附加值的产业，并且与地方的第一、第三产业关联性不强，对地方产生的波及效应弱。各类产业加工链条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小，附加值低，导致资源优势难以变成经济优势。这些投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工矿企业是以“嵌入”的方式进入民族地区的，它们的经济运行基本上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相分离，既缺乏当地民族的参与，也没有起到对当地的工业辐射作用。二、西部地区发展中的民族性与区域性特色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区域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全国一致的特点外，最为明显之处在于鲜明的民族性，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因为民族的差异性，决定了区域发展观存在着差异性，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理解，构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区域发展观。其二，民族地区具有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对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市场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还是区域性地方政府的中观层次的调控作用，甚至宏观层次的中央政府调控作用，都必须适应民族地区对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不能“一刀切”，即民族地区区域资源配置与调控方式的特殊性。其三，由于区位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多层次性。在西部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不同，发展产业形式与结构各不相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尽相同，民族地区区域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差异性。其四，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广泛，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住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生产方式很不一样，有的地区旅游业、商贸服务业发达，如云南省的德宏州、西双版纳州，丽江地区，有的地区畜牧业发达，如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广大牧区，也有工矿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如青海格尔木地区，四川省的西昌、攀枝花地区，即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差异性。总之，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水平，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决策和规划都应充分认识这些特点。3三、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建立多元化发展模式，保持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上对与区域发展问题主要探讨的是区域布局问题，区域发展理论基本沿着两大理论轴线发展延伸，即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生产布局理论，或称为两大理论体系。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布局什么？理论核心是解决产业的选择、如何形成专门化生产，以实现区内的优势得以发挥和区际间的协调配合。生产布局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布局？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布局的空间问题，如何组织区内产业之间的结合形式及区际关系、经济联系等问题。这些理论主要从空间角度研究区域的布局与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生产布局理论，包括区位论、空间结构论等一系列的理论及模式。经济理论主要从资源要素配置进行探讨，很少涉及到经济主体的主观因素，即人这一经济活动的主体的群体性价值判断问题。民族，根据斯大林于1913年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给予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作为社会中人结合的一个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很多性质与斯大林给予的民族概念有所出入，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整个民族发展中还是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探讨西部地区开发时，就不得不关注于民族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1、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只有体现到人的发展上才是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与目前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本质。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它整体追求的价值观念，如何才是民族自身价值追求，只有在该民族的族群当中才会理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念，并不是物质生活的大一统就能体现社会的大一统发展。正确的民族发展观是作为一个民族族群的人们对发展的正确认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既要在物质发展上获取利益，同时也在生产生活的发展方式上能予以接受，保持他们所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就曾忽视过民族与经济发展这两者联系，例如,苦聪人是拉枯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金平县境内。50年代以前，他们在金平县长约400公里，宽约30公里的原始森林中过着迁徙生活，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兼营采集和狩猎。从50年代初到1957年，政府派出工作组进入森林寻找苦聪人，经过诸多努力，终于说服动员大部分苦聪人走出森林。政府为他们配备耕牛农具，动员其他民族让出较好的田，帮助他们组织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然而1958年以后，刚过上定居生活不久的苦聪人表现出对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适应，部分人陆续重返森林。几十年来，尽管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为他们建盖新寨，但仍有苦聪人不断重返森林，时至今日，也还存在这一现象。4“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5在现实情况中，“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极少会有某个特定区域内只有一种或几种完整而纯粹的民族经济模式，而某种民族经济也可能是跨区域的，因此，二者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民族”视角，并不仅局限于“民族区域”的空间范围，而是对于探索一切符合民族情况、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富于启发意义。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得到政府、市场与区域群众的相互支持与协调，否则将难于达到高质量的发展目的。政府的决策措施，以及市场体制的运转都必须考虑到区域民众对发展目标的认同和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是要在政府与民族群体的相互努力下才能真正发展。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目标出发，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在制定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时，要遵循一系列原则。一是经济发展为主原则，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进一步发展根本的社会主体——“人”；二是民族价值取向指导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模式要和民族的价值取向结合，只有获得各民族群众的支持才能得到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针对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调查的决策依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