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发展战略

17第一章边疆发展战略第一节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一、民族性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看，西边六省区少数民族占该省区总人口的比例及增长情况见下表：西部六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省区总人口的比例省区划总人口（万人）少数民族人口（万人）占总人口百分比（%）比第四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增加数（万人）内蒙古2377.54493.1520.0776.50甘肃2512.12218.428.6932.67新疆1924.57114359.39197西藏261.63246.1094.0634.58云南4235.91415.333.41180.9广西4489.371721.138.34资料来源：2002年国家统计年鉴。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西边六省区更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西边六省区中，有四个是民族自治区，云南的16个市州中，有8个民族自治州；甘肃有二州七县的民族自治地方。从西部大开发整体看，西部90%以上的面积是民族自治地方，20%左右的人口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0%以上的有滇（33.41%）、桂（38.34%）、新（59.39%）、藏（94.06%）。从另一方面看，民族自治地方98%以上的面积，95%以上的县，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将近80%以上的人口，都已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或可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可见，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加快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要加快少数民族的发展。因此，边疆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就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发展；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了，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18实施，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将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二、滞后性由于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体可划分为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形态，民族地区的以汉族和与汉族混杂居住的地区为主；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西藏全部及新疆、青海一部分、滇黔川边缘交界地域；农奴制，集中分布在发展更为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公社末期，如内蒙古黑龙江大森林中的达斡尔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等。这种多层次的社会经济形态以云南少数民族为最典型。由于云南地处横断山脉，境内峰峦叠嶂，江河切割，交通特别艰难，信息及交流特别闭塞，这既加固了原本由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稳定性、落后性，也突出了其社会经济形态的保守性、多层次性、低水平性和不平衡性。云南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有独龙族、怒族、基诺族、佤族、傈僳族、景颇族、崩龙族、布朗族及部分拉祜族；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有小凉山彝族；处于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的有傣、藏、哈尼、拉祜、普米及部分彝、傈僳、纳西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有白、回、壮、纳西及部分彝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上述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先后完成了社会形态跳跃式发展。其中，通过生产改造运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建立初级社、直接过渡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怒、傈僳、独龙、基诺、布朗、西盟的佤族和小凉山彝族；通过和平协商缓冲式土改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傣、哈尼、瑶、拉祜、藏等民族。1956年后，上述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又推行“民族补课”。强制人为拔高生产关系，确立了全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及上层建筑，把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社会形态发展仅仅用几个月就实现了“质态飞跃”。但是，社会形态的跳跃式发展不等于经济和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人为拔高的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质态飞跃”形成不了生产力的飞跃。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滞后仍然存在，显示出其社会经济的滞后性。三、不平衡性依靠行政手段促成的社会“质态飞跃”虽然打破了社会发展的顺序性而大大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强烈显示出母体的历史痕迹和现实不平衡性特征。但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归根结底还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以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例，观察其经济结构性质、产业发展梯度和技术发展水平，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显现出四种类型：市场经济型经济结构，如大理市周围的白族、个旧市周围19的回、哈尼、彝族和昆明、曲靖、玉溪、景洪、保山等市周围的少数民族；市场经济有所发展但未完全形成市场经济结构，如各民族自治区首府及历史上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县城、集镇；自然经济结合为主类型，如比较闭塞的贫困山区县和边远集镇地带；原始迁徙农业向传统粗放型农业过渡、商品经济属萌芽阶段，其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原始型农业为主体产业，其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刀耕火种、轮歇游耕等为主，如高山、深山、山头各地带聚居的少数民族。总之，边疆民族地区原有基点低下，历史跨度巨大，总体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水平。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其社会形态解放前与汉族同类形态的时间差在数千年以上，现在与发达地区比较的时间差在50—100年之间。2、社会发展的有序性。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顺序发展存在客观规律性，要打破这种规律实现跳跃式发展，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牵引、帮助和干预。3、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作为社会形态支撑点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经济文化的变革难点大，社会是否完成了跳跃式发展并不在于生产关系的形式和经济制度的特点，而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企图用拔高生产关系来取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形态的高层次性与生产力的落后性这种反差矛盾，违背了发展规律，失去了发展机遇，延误了发展时间。4、民族素质的核心性。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理念、民族思维方式是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并被客观的民族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环境、生活生存环境条件影响。必须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素质和能力的发展，重视发展先进生产力，以推动民族文化、民族理念、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生产方式的发展，大力突破民族心态障碍，转变和消除落后的民族观念，促进代表先进文化、先进文明的民族现代观念的发展。边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在民族经济结构多层性。从中国经济发展史看，当中央王朝体系内中心区域各民族的泛化认同向着高度统一性而深化发展时，边缘地带的古老民族集团却展现出分化和向单一民族发展的趋势，即使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民经济，又不排斥出现多层次的民族经济结构。在多元一体化民族经济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中，各民族相互渗透、彼此依存、休戚与共，并形成了多层次民族经济结构的不完整状况。一方面，使中国民族经济结构具有不完整性特征，如前所述，表现为四种特征：原始经济残余形态、奴隶制经济现象、农奴经济、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同一民族内部多层次结构的不完整性，不同层次经济的更加直接交往与渗透，使生存于同一民族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也表现出不完整的性20质。以傣族为例，解放前，西双版纳的傣族较为典型的表现为封建领主经济；在德宏与缅甸接壤的傣族则开始由领主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盈江、元江、景谷、新平等内地傣族则已完全进入地主经济形态，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传统要素。纵观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既产生了一个发展水平差异的阶梯层次结构，也时时发生着少数民族经济在此阶梯结构中的连续跳跃。在此连续跳跃的发展中，新的经济因素与体内旧存的落后生产力同时并存，使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状态。这种极为复杂的经济发展状态，在边疆地区普遍存在。四、复杂性地理环境是民族生存的条件，也是民族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边疆地区总体概貌是边疆、山地、盆地、大漠。这一自然地理与复杂的民族构成和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结合，形成了与边疆发展的多种资源优势和复杂的地域分异。“边疆”指民族地区远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大都沿陆上边境线分布，西部边疆陆上边境线长达1.7万多公里，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有不少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山地”指我国山地与丘陵，面积约有630多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66.4%；以山区而论则包括山地区、丘陵区和以山丘占多数的高原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7%，边疆地区的云南95%、广西86%、内蒙48.5%。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许多居住在高原主体型地理单元系统，如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盆地”，如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大漠”，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内蒙古的马丹吉林沙漠和青海的柴达木沙漠、宁夏的滕格里沙漠。这表明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类型十分复杂，并与多民族和特殊背景的社会条件相结合，构成了边疆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边疆地区的地域地貌组合是值得重视的特征。云南八个民族自治州位于横断山脉中南端部分，因其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的特殊，加上过渡气候带的作用，并与多民族、多层次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位居边陲的地理位置相互结合，组合成一种特殊类型地理单元系统，深刻影响了整个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三种地貌组合功能各异：一是横断山高山峡谷地貌，包括怒江峡谷的怒江州和横断山中端的迪庆州及丽江的宁蒗县，是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所在地，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泸沽湖、摩梭母系社会）和矿产资源（如兰坪铅锌矿）。二是横断山系南部的无量山脉和怒山山脉的中山宽谷低丘地貌，包括西双版纳州全部，澜沧江水系既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又是著名的大湄公河黄金水道，更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毗邻缅、老两国，靠近泰国，是21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10+1”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之一。三是横断山系南端中山峡谷地貌，包括红河州和思茅市若干县，有的县市与越南、缅甸、老挝毗邻，绿色经济资源和水能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有利于发展边境贸易和跨国合作。五、差异性我们这里要阐述的差异性，主要是边疆与内地、边疆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沿边地区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不但在战略上保持了国家的平衡发展，也给沿边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沿边地区以其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文优势，坚持了对内、对外两个开放，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促进了自身的发展。2000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逐步实施，国家在政策、资金等各个方面对沿边地区进行了大力支持，使沿边地区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是，沿边地区与全国特别是沿海地区①的差距依然很大。东西部经济长期的非均衡发展，也具有了一定的惯性作用，使得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正视自身的发展现状，明晰这些差距及其原因，明确自身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沿边地区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边疆地区和内地、边疆地区和沿海的差异性，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现状的差异、产业结构现状的差异、固定资产投资现状的差异、经济外向程度的差异、居民收入水平现状的差异。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边疆地区达到了28100亿元。如表1—1、1—2所示。2001—2004年，边疆9个省区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全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分别为575元、430元、464元和354元。如表1—3、1—4所示。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产业结构现状来分析，边疆地区和内地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如表1—5、1—6所示。从固定资产投资状况来分析，自2000年开始，边疆9省区固定资产投资均保持连年的持续增长。但与全国和沿海地区相比，2000年，沿海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沿边地区的2.87倍，占全国的比重之差为31.89个百分点。到2004年，沿边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到15.43%的同时，沿海地区的比重则上升为49.76%，相差34.33个百分点。在总值上，沿海地区是沿边地区的3.22倍。两者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明显。如表1—7、1—8所示。从经济外向度中的进出口总额来分析，2000年，沿边地区占全国的7.01%，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下降，虽然下降幅度很小，但到2004年，已经下降到5.54%。相反，沿海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则在持续上升，由2000年的74.01%上升到2004①本节所指沿海地区只包括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