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现代中国的苦难

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1页共6页论近现代中国的苦难任恒（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历史学071班陕西汉中723001）指导老师：王龙昌[摘要]近现代中国的苦难，主要指十九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和遭受的深重而苦涩的劫难，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并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将从入侵的列强和被侵略被殖民的中国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近现代的苦难，以及造成苦难的原因。[关键词]近现代中国，苦难，抗争，原因引言中国的近现代史，主要指十九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以来，直至今天的17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野蛮而残酷的侵略和殖民，是中国的屈辱史和苦难史。正因为如此，不畏强暴的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和斗争，所以近现代史又是中国的抗争史。回首历史的轨迹，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西方列强是如何侵略和殖民中国？中国的仁人志士又是怎样抗争的？造成近现代中国苦难的原因何在？一．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史和苦难史，我认为主要表现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残酷的军事侵略，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上（一）军事上的征服和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即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清政府在历次战争中均遭惨败，列强迫使清政府付出战争赔款总数达12．6亿两白银。通过战争，压服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合法化、永久化。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由此，中国的领土、关税、司法、领海等主权都严重丧失。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像一副副枷锁套在中国人民头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2.3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侵略者在战争中的破坏和抢劫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1]国家主权丧失，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二）政治奴役和主权的丧失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奴役是多方面的。他们强占中国领土，建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插手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在近代，列强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15个城市开辟租界34处。[2]19世纪末，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潮中，中国的重要军港、良港都被强租，绝大部分省份被划定为列强的势力范围。此外，资本主义列强还通过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以及对外交涉等特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2页共6页权，操纵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财政失去独立，从此日益陷入外债的罗网之中。到二十世纪初，各大国金融资本的力量越发雄厚，外国银行及其他经济组织不仅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和企事业，英、法、德、美等四国银行各自组成财团后，又进一步联合成为国际银行团，与清政府订立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后来四国银行团又扩大组织，吸收俄国、日本参加（不久美国退出）；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3]由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财政状况的急遽恶化，历届政府没有外国贷款的支持就不能存在，列强便乘机提出严酷条件，要求给予借款监督权，以控制中国的财政。袁世凯政府终于又把另一项重要税收——盐税的征收支付大权交到它们手里。帝国主义通过借款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地加强了。（三）经济掠夺与民穷国弱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征服和政治奴役的最终目的和动因，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资本输出是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列宁告诉我们：“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4]甲午战争以前，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重要方式，资本输出为数很少。据不完全统计，从1853年到1893年间，清政府共借外债四十三次，总金额为库平银四千五百多万两。[5]这些借款数量大，期限长，对中国财政产生极大影响。甲午战争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各大国金融资本把对华贷款视为利薮，由其政府出面抢先揽夺，恣意胁逼，“闹得总理衙门象个大拍卖场”。[6]这几次偿日借款使俄法财团获得厚利，更使英德银行大发横财。列强以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的殖民贸易进行经济掠夺，又利用协定关税权、海关管理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免除子口税、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等一系列经济特权，来高价销售商品、廉价掠夺原料，掠走了中国500亿，600亿两白银。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还伴随着走私贩毒、掠夺华工的卑鄙勾当。仅1800—1927年，就从贩卖鸦片中掠去中国284亿银元的财富。[7]同时期，以“猪仔贸易”和契约华工贩卖华人达1000万人以上。从19世纪末开始，列强又大力在中国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投资设厂，以资本输出掠夺中国。到1900年，外资投厂933家，1901年到1911年外资在华10万元以上的新增企业就有90家。到1911年，外国在中国直接和间接地控制铁路达9000／公里，占中国铁路里程的93.1％。开采矿山34处，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主要矿山都被霸占。到1913年，外国在华开设银行21个，有101个分支机构，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比起来，列强更直接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了高额利润。列宁分析说，资本输出的剥削程度是“从一头牛身上剩下两张皮来”。近百年中，列强通过暴力的非暴力的，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从中国掠去的白银总数达1000亿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浩劫下，一个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中国被弄得主权丧尽，山河破碎；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被弄得国弱民穷，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二．中国近代史又是一部抗争史鸦片战争的炮声，唤醒了中华民族在列强林立的世界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意识，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着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在民族斗争的行列中，有地主阶级的抵抗派、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抗争近代反侵略的序幕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抵抗派揭开的。鸦片战争中，钦差大臣林则徐矢志禁烟抗敌；水师提督关天培决战沙场义无反顾；两江总督裕谦浴血奋战以死报国。还有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定海总督葛云飞、江南提督陈化成，镇江副都统海龄，他们全都英勇抗敌，临危不惧，壮烈殉国。凡英国侵略者铁蹄所践之处，都遇到爱国将士的坚决抵抗。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殚竭血战，以图克复”[8]可以表达出地主阶级抵抗派对祖国的赤诚和反侵略的斗志，继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僧格林沁；边疆危机中的左宗棠；中法战争中的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3页共6页冯子才、刘永福、刘铭传；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刘步蟾、邓世吕、丁汝昌，都是地主阶级中的爱国将领，正是他们领导爱国士兵与敌抗争，使得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能长驱直入，成为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主要力量。（二）农民阶级的抗争近代中国，农民阶级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在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力量。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农民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抗争，显示了农民阶级反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决心和英雄气概。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农民阶级又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任，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19世末，农民阶级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亡种的危机，高举“灭洋”旗帜，又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面对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义和团进行了视死如归的抗争，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和献身精神，使侵略者看到，中国“民气坚劲”，“故所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9]由于义和团的顽强斗争，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虽然农民阶级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却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抗争的主力军。（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抗争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将尚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从改造清政府人手，变法图强，以抵御外侮，掀起了维新运动。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使资产阶级摒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以武装斗争铲除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近代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与列强抗争。1911年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还是一部探索史，在爱国救亡的主题下，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和志士仁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并存。鸦片战争的失败，是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民族的野蛮征服，是两种社会、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人们在震惊之余，看清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清政府极端腐败和武器的落后，二是英国的船坚炮利。此时的地主阶级的抵抗派又成为改革派，主张革除弊政，强国御侮。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论著，标志着他们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其中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对强国御侮道路的大胆探索。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农民起义的冲击，在地主阶级中又分化出洋务派。为抵御外侮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军事技能为中心，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把林则徐、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端。但是，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窒息了洋务运动的生机，30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农民阶级也对自身的翻身解放进行了探索，但其本身不能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平等思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在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上只能是一个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的后期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洪仁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从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甲午战后，在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资产阶级提出“要报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传播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在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勇敢地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提出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破产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改革方案，这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最高成就。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承担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行不通。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处于彷徨求索中的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4页共6页思主义学说，并完成了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在他们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中华民族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迈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三.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史对于中华民族可谓是巨大的苦难，更加加剧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反思历史，我们痛定思痛，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然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有诸多观点。从早期的一元论到后来的多元论，开始理性的分析和认识近现代中国苦难形成的原因，摒弃了极端而情绪化的单纯考究，更加趋于客观和科学。经过对前贤成果的思考，我认为造成近现代中国的苦难的原因，得从内外两个角度分析，即侵略与被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