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哲学

建筑与哲学建筑不是浮在空中的，而是跟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欣赏建筑的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哲学强调真、善、美，与之对应建筑强调坚固、实用、持久，中国建筑则强调人伦、道德、礼仪与适形中国建筑艺术强调的不是“美”，而是“巧”，讲究向背关系，讲究整和缺，讲究气势“坊”这个概念，是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模式，划分为许多方块的组团，再划分成许多院落；坊的目标是为了防，是一种防御。西方建筑西方建筑是非常厚重的，纪念性的，向上的，是富有精神味的，也是非常几何的。最早系统地从建筑学的意义上来讲的是古罗马的一个叫马可·维特鲁威的建筑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建筑十书》，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唯一一部尚存的古罗马时代的建筑学手稿。西方所有的建筑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威特鲁维的建筑思想来展开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威特鲁维已经从宗教的迷茫分离出来，他非常理性，他的原则很简单：坚固、实用、美观。这个原则在西方延续了很长时间。16、17世纪，随着商业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所以现在说的经济、实用、美观中，经济这样一个原则是哪儿来的，显然是16、17世纪来的。而在1501年的时候法国一个建筑学家德洛姆提出了建筑应该更完美更省钱，把省钱提出来了，这样就第一次把经济性作为一个概念来提。19、20世纪，西方的理念也在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它对古代的那几个原则——坚固、实用、美观进行了反复斟酌，发现它不能覆盖很多东西。20世纪人们除了探讨形式、功能和意义外，他们也在思考除了坚固、实用、美观外，建筑还有一个意志的问题。比如说我国上世纪50年代建人民大会堂，就是要表达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时的一种民族精神。所以建筑的理念不仅仅是坚固、实用和美观，其实还有个性、形式、功能、意义、结构等涵盖很广的东西。西方人的建筑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一个来源的。坚固、实用、美观的来源，是直接从柏拉图来的。威特鲁维的建筑三原则和柏拉图的哲学三原则是对应的，哲学三原则是什么呢？是真、善、美。真、善、美跟建筑的三原则坚固、实用、美观是紧密相连的。善，跟实用关联；美，跟美观、愉悦关联；真，包括好几个概念：材料的真实，结构的真实，石头就是石头，木头就是木头，不加掩饰。斯克鲁顿的《建筑美学》说过，如果你在一个很好的大厅里面看到有一根大理石的柱子，你就会说，哎呀，太美了，太喜欢了。这时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是人造大理石，你马上会觉得，我上当了。所以坚固、实用、美观跟真、善、美是有关系的。建筑不是浮在空中的，建筑跟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对中国建筑的理解，也要放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哲学观念上。和西方人建筑追求真、善、美一样，中国建筑也有很多贯穿多年的哲学理念在里面，如仁、义、中庸、中正、德行、知行、礼乐、孝廉，等等。我从中抽取了几个思想，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建筑，比简单地看中国建筑有多美多精细要实在一点。中国建筑的整体布局——中庸与正名中国人的建筑思维首先讲究“居正”，居正才能表现出善来，行为和建筑都要表现出“正”来。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者，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就是平常的意思。所以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国儒家的这种善的最高境界就是跟圣人结合统一，达到仁的境界，中庸的境界。中国建筑讲究阴阳观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过平”。这就基本上对中国建筑下了一个定义。中国建筑凡是带有正统观念的、和人有关系的比较重要建筑，例如宫殿、寺庙、衙署、陵寝、住宅等，一般都是对称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坐北朝南的，主要建筑一定要做得很正。因为在族群中间，按照人伦的阶梯，长辈或者是高等级的比较重要的人一定要坐在中轴线上最重要的位置上，其他部分的人坐在各自位置上。然后在他的前面，负阴抱阳，一定要有比较空阔的空间。这样基本上形成中国人的建筑观念，就是中和、中正。中国建筑还讲究圆润，因为中和的最高境界就是圆润，所以中国建筑经常有一种理想化的建筑——辟雍。辟是一种玉，雍就是圆和，也是中和的意思。圆而中，中而和，所以辟雍是中国建筑最高的一种典范。另外中国凡是重要的建筑，在建筑命名上，都体现了中正、中和的概念。紫禁城主要的建筑中，大殿名称为“太和”、“中和”、“保和”，两翼的建筑名称为“体仁”、“弘义”，都跟伦理宗教有关系。北京西郊的园林，颐和园表现的是和，圆明园表现的是圆。北京本身的位置选择就是要说明这个位置是天下居中的，在中轴线上。元人说，北京好，是如坐厅堂，燕山为背，太行为俯，挟山带海，庭院广阔，直达九州，元代人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好的，表现一种中和、太和。西方人强调坚固，而且讲究装饰，要有纪念性，要持久。跟西方相反，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持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中国人讲的是“卑宫室”：一个帝王，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人伦规范的人，他的建筑要小，不能过分地追求土木，追求大，实际上就是约束自己，核心还是仁义。“卑宫室”的主张是孔子提出来的，他的核心是约己予人。如果帝王没有约束，他就会把全国的财产拿来个人享受，所以必须要用理念约束他，让他接近儒家的人伦道德要求。中国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水利，沟渠的重视恰恰和“卑宫室”是对应的，这种对应反映了两种建筑思想：一种节俭，一种奢侈。墨子说尧舜的时候是“茅草屋顶，用土阶，根本不加石头铺装”。而他认为像夏桀、殷纣那样建筑花费很大则比较坏，节俭是一种美德，建筑应该是卑小的。中国建筑不是用来看的，不是为了好看，首先把美观从理念中排除了，不再作为一个标准，而强调一种人伦道德、一种礼仪。建筑就是合用，便于生。墨子还批评了当时追求奢侈的建筑思想，他认为宫室大规模建造会造成政治危机。管子也反对奢侈，但比墨子稍微有一点经济头脑，他认为过分的建台造榭，彼此都会有埋怨，但是他还是主张要建。在他看来，大兴土木能造成一种财富的流动，这样贫困的百姓才有衣食之源，必要的土木工程能给老百姓带来福祉。另外有一些真正代表帝王利益的人，像苏秦，认为建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了帝王的身份。他强调，建筑表现的是一种得意，建筑就是帝王意愿充分地放开，所以他怎么想就怎么做，甚至认为建筑建造得让帝王感觉到好看，非常愉快就行，它的美观不是为老百姓的，因此故宫以前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中国建筑的哲学思想形与势、美与巧——智的体现。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谈形势，军事上谈，城市上谈，自然景观谈，建筑上也谈。这种形势是一种审美趣味，一种环境感觉，它很有意义。“形”和“势”的关系最典型的有两句话：“远为势，近为形，远观是势，近观是形，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在一定的距离上，中国建筑讲究势，起伏跌宕，一个组群的概念，不是一个单体。梁思成说看西方建筑就像看油画，站在一个距离去观赏刚好；看中国建筑就是看卷轴画，逐渐展开才能看全貌。看故宫的时候，老远看不见故宫，先看到大清门，然后千步廊，远远看见天安门，过了天安门再看端门，一点点展开。“欲通则塞，欲疏则密”。中国有自己一套的思维模式，远处看大，近处看小。远处看不见细部，就看群落关系，起伏跌宕的关系，到近处时就必须看细部了，包括斗拱，彩画。中国的建筑艺术观念最强调的不是“美”，而是“巧”，比如巧夺天工，小巧玲珑，鬼斧神工，独具匠心等。中国人的建筑艺术审美趣味，在于创作上的精妙和灵巧。作为中国艺术最基本的追求必须要达到的不只是美，主要是巧。山西有一个非常偏僻的唐代小殿，非常小，三间殿，一看就给人一种唐味，曲线非常好。其实中国建筑也讲究美，只是美在古人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巧是需要工匠创造表达的，势是设计者要综合把握的，形要经过巧妙的塑造。毫微向背和整与缺——不能十全十美。中国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过于讲求完美的做法，它有自己的审美趣味。比如讲究向背关系，讲究整和缺。所谓向背，如果大家走在路上，如果大家彼此认识，站在一起就要有一个相互的向背朝向。如果大家不认识，就是自然的，就没有一个朝向。同时过于中正完满时要留有一点缺憾，这是中国人的伦理。中则正，满则负。这种思维反映在建筑上。一方面要保持房子的完整。方方正正的一个房子，不宜东边或西边随便增加，这称为“凶”。但是可以留出一点缺憾，故意少一点东西。故宫西北角上的护城筒子河的河岸抹去了一角，可能就是不能太方正圆满。古人认为不能过于圆满，满则盈，就走向反面了，园林也是这样，有些地方放松，有些地方处理得比较紧。托体同山阿——天人和合、巧于因借的思想。中国讲究“和合”。这种“和合”表达在中国园林中就是“巧于因借”。建筑本身并不过分追求高和大，而是通过跟自然的借用。中国的建筑本身的规模和尺寸并不特别雄伟，但是中国的建筑还是很有震撼力，就是因为借用了自然的气势。苏州园林有些将虎丘的山与塔作为借景的。秦始皇建阿房前殿，本身不足以贯通天地，就把南面的山峰作为阙，所谓“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些都是巧于因借。中国有很多大山大川，但真正有名的是点缀有建筑物的山。建筑一旦放在山上，登山到了一半才看到，会堂登山者感到一种自己与天地齐的感觉，这就是托体同山阿。长城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借山势，如一条苍龙蜿蜒万里，把整个中国的山川都纳入其中，长城给人的感觉就是与天地山川的契合，中国有特别多这样的例子。武当山是最典型的，武当山主峰像一个乌龟，周围城墙环绕，像个蛇，是典型的古代玄武的形象，周围七十二个山峰都朝向这个玄武，古人觉得非常神秘。“七十二峰朝大鼎”，非常险要奇特，包括藏族的建筑，如布达拉宫之所以伟大也是跟与对山体的巧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