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后现代与反思现代性

后现代与反思现代性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主持人：李陀(文学批评家)讨论者：戴锦华(副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室负责人)宋伟杰(北大比较所博士生)何鲤(北大比较所硕士生)时间：1996年5月23日地点：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室李：我们这次讨论重点是现代性问题，当然也可以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广告。现代性问题已经渐渐开始被人注意，也出现了一些讨论文章，但对中国的历史情况来说，这个问题实在是被忽略太长时间了。在中国知识界，无论在口头上，或是见诸于文字，谈论或讨论现代化的都非常之多，现代化可能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可是现代性就显得很冷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本身就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恐怕有其复杂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对现代性的讨论今天必须要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不仅是因为对正在经历急剧的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强烈的理解和阐释正在发生的种种巨大变革的愿望，而且也因为对现代性的讨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它早已脱离并超出了西方知识界对启蒙时期以来西方历史发展的反省和检讨这一范围，成为全球性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由于现代化运动的迅速蔓延，特别在20世纪末这一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巨大历史转变，不仅仅是西方欧美诸国，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后发现代化地区和国家来说，如何理解评价这一转变，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这种理解和评价都不可能脱离对现代性的认识和讨论，冈为正是现代性观念为现代化提供了整套价值和规范--这种提供的过程又与种种复杂的历史运动相联。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当然不能对这样大的问题有多少深入，而且只能限于文化研究这样一一个很偏的角度，算是漫谈吧。戴：我认为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之后，中国在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的涌流。这些突然涌现而出的文化现象，在知识界造成了迷惘，即在如此丰富的现象面前感到了理论和习用话语的无力与无效：因而人们认可了一种关于断裂的描述。事实上，这更多的是因理论模式与方法论上的失效而造成的文化叙述上的断裂。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如此丰富的现象面前，80年代的许多理论命题与文化现象在1个新的底景上被重新显影了，向我们呈现出此前无法指认的另一种面目。而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也迫使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必须重新思考许多命题，思考并质疑这诸多似新非新、似是而非的丰富现象。我自己常使用个比喻：原画复现，因为90年代的文化现实使我感到，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现象的重复出现，常像...一幅油画的色彩剥落，因而暴露出一幅被油彩遮住了的另一一个画面。这是一幅旧画，一一幅或许被画家否定了的旧画，但对于未曾目睹这一画面的人们说来，它却是全新的画面。正是90年代的文化现实，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思考许多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我本人有一次颇为可笑的心理体验：那是80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们一起重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完全被击垮了：在其中我看到了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一一一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当时我第一次回忆起钢琴伴奏《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那一·时刻，作为80年代文化支撑的关于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叙事在我心里坍塌下来了。进入90年代之后，我开始关注一批海内外青年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诸如基督教何时、如何进入中国，现代工业如何在中国兴起，现代性的扩张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改写着中国，其过程中包容着怎样丰富的现象与过程。这种极端丰富的现象与历史，无疑在重新界定着现代的中国与中国的现代。实际上，80年代最热闹的一个关键词是现代化一一四个现代化、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到了90年代一个没有那么热烈却作为逻辑延伸的词是后现代。何：我觉{!导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许多探讨还没有充分的语境化，一些已经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以西方理论做立论的基点，再拼贴上中国的现实，这未免有简单化与过度文本化之嫌。比如对于广告，一方面，作为一种肤浅的、快餐式的、充满欲望与诱惑力的商业文化，它成为许多人抨击都市文明的靶子；而另一方面，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伴生物、市场发育的必需品，作为在西方文化意义上经典的后现代类像，它又被许多学者指认为中国与西方同步的标志。而事实上，中国当代广告文化现象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要繁复得多。在不同的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笑话：80年代，有人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80年代末，变成了在街上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经理；而90年代，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广告人。这些说法反映了一定的现实，而且也符合理论家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分期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90年代广告业的勃兴与广告文化的扩张包含着并非单一的因素，这些现象事实上是在戴锦华所提出的共用空问中运作的结果。90年代的广告业的确与80年代有着诸多显而易见的变化，有统计数字表明，1979年中国才有10多家广告公司，到1994年全国广告额是160多个亿，仅上海已注册的广告公司就有1700多家，但我们能据此就简单地仅仅以西方意义上的商品化来概括90年代的文化吗?在最初的定位上，也许中国的广告与西方并无绝对的不同一一广告是有计划地通过媒体所选定的消费对象，宣传有关商品和劳务的优点与特点，唤起消费者注意，培育消费者购买欲望。但我们应注意到两点，第一是中国的广告媒介与西方不同，它是国有的；第二是广告主、广告公司与受众身处的具体环境以及相应的心态与西方不同。举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长安街上有一一个巨大的翻转式户外标牌广告，这个广告位置特别好，处在一个热闹的地界，人流多且没有障碍阻挡视线，有趣的是，这个内容不停变换的广告牌上一会儿是色彩艳丽的一个t：本跨国公司的品牌宣传，一会儿是无图案的标语要深化改革。在国外，盈利广告(商业广告)／非盈利广告是分得比较清楚的，而在中国，同一个广告牌，却分别承担了商业功能与政治宣传功能。这种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恐怕不是后现代这些西方理论所能充分说明的。戴：90年代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其中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不论是辩护者还是驳斥者，其分歧显然在于如何指认当代中国的现实，如何确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与角色；是认为当代中国仍处于前工业社会，因而必须继续启蒙使命、满怀人文情怀、终极关注、战胜愚昧黑暗，还是所有人文主义命题都已进了历史垃圾堆，必须用全新的姿态拥抱商业大潮、面对新的现实。在我们看来，这一论争背后运作的是现代性的话语，而现代性却始终是没有登场的潜台词，始终没有被广泛讨论，并藉此获得相对明确的界定和认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理论的国际旅行。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确乎充当过所谓理论火炬传递者的角色，我们的确有过20世纪西方理论旅行到中国的经历，伊格尔顿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一书说欧洲理论穿越英吉利海峡要10年之久，对这种理论旅行的时问与空间的描述，我们颇有体验。我们可以大致清晰地开列自己的理论记忆清单：何种理论何时到达中国，应用或结合于何种中国的特定现实。但90年代情形已颇为不同。对我个人说来，选择文化研究作为新的课题，并非由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旅行到了中国，而是在于我们所经历并面对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从事并推进这一命题。关于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无疑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命题。而刚好在这一命题上，我们深感到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就像我们曾获取的种种西方当代理论圣火那样，相当无力，至少是歧义丛生；所以我们所要进行的讨论既是理论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如何回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妨从一个当代文化现象一一比如说广告入手，看一看其中丰富复杂的因素提供的丰富命题。李：广告研究应该在文化研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重要地位，当然在发达国家广告研究也同样重要，但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尤其重要，在各种与市场经济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中，广告无疑是发展最快，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更密切相关的一种。从广告工业和广告文化的危度看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社会各个领域引发的深刻变化，看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联，我以为是文化研究可以尝试的一个批评策略。如果说现实的复杂丰富的文化现象已经向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对五花八门的广告现象如何做理论的说明，就显得更为迫切。例如，能不能用世俗化对其进行说明?能不能用后现代或后工业等现成的西方理论对其进行阐述?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戴：我们之所以从广告入手，正在于我们前面提到过90年代丰富的文化现象的涌流，以及面对这些现象原有理论框架的失效，而有趣之处在于，广告丰富的同时给各种理论的简单化操练提高了丰富的可能性。比如诸多的跨国大公司广告的出现，似乎使人们可以轻易得出跨国资本已全面渗透占领中国市场的结论：于是，某种后殖民的讨论便似乎获得了充分的论据。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又比如人们可以通过中国广告业的急剧发展、不断成熟，以及广告自身的表象系统的成熟，得以轻而易举地使用类象(Simu1acrum)理论、消费社会的理论，由此得出中国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时期的结论。这很容易诱使我们忽略了事实的丰富性，包括广告自身表述的丰富性，以及广告背后机器运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比如在广告中呈现了如此多的构造个人、普通人、中产阶级的努力，人们便可以由此得出所谓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世俗化过程的结论。那么，何谓世俗?何：韦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世俗观入手，探讨在西方社会世俗生活、现世义务与职业化在宗教中的合法性作用及其对于经济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行者，韦伯也曾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能选择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韦伯的理论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他的视角有着相当的局限性，韦伯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普泛化的原则，而非西方国家则是特殊的。我个人认为，韦伯的世俗化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总结出的，将这一概念剥离了西方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与启蒙运动的历史而用来直接阐释中国当代的转型不一定有效。李：但是目前以世俗化来阐述90年代中国的做法相当流行。虽然至今人们还没有见到系统而有力的论说，比如，说中国正在经历场世俗化运动，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否与韦伯的理论有关?如果有关，又如何使人相信这种理论的直接挪用的有效性?如果无关，那么说中国正在经历世俗化又是什么意思?在欧洲，世俗化(secu1arization)是针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权统治而言的，这里的世俗化必须是在与宗教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今天用世俗化来描述或阐释90年代中国的急剧变革，显然不是在韦伯意义上的用法，那它究竟是什么?这种世俗化又是针对什么界定自己的意义?世俗化论者往往以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做立论上的支持，在论说中常常把世俗化等同于市场化、多元化。但是，如果世俗化与市场化、多元化之间的等同明显地难以成立，那么，此类论说又究竟在做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上的表述?戴：广告无疑是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商品广告出现于80年代初，但它的迅速繁荣与成熟却是在90年代短短的几年间。在这几年里，广告迅速地获得了它的成熟形态并且在媒体的数量和种类上迅速扩张。记得90年代初还有人在进行普及教育，指出广告媒体可以是火车和公共汽车车身和车厢。不久当公共汽车车身上出现广告时还出现了激烈的抨击文字，认为它对我们的城市构成了视觉污染。可转瞬之间，我们不仅已对披挂着全身广告的公共汽车司空见惯，而且对充斥着形形色色广告的都市空间习以为常。于是，我们似乎很容易从一种文化和空间描述中得出中国城市正经历着世界大都市无名化过程的结论，发现中国的广告表象系统与发达国家完全对应的事实。对此我们不妨做一点深入的分析。先简单做一点追溯。80年代最早出现的电视广告，大都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商品广告，推销大型机械等等，单调而典型的广告用语是：实行三包、代办托运，这是一种真正的推销易货广告，即是今天所谓的工业产品信息，显然是一种原始广告，而且这类广告极端不受欢迎，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