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2019年精选文档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一、概说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关于文学的自觉，主要有“魏晋文学自觉”、“汉代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先秦文学自觉”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觉”，是相对于文学时代的不自觉而言的，就中国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过程而言，在唐宋之前，主要体现为诗歌文学的自觉，其中大体发生过三次大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第一次是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这是相对两汉时代经术思想统治所造成的不自觉而言的。由曹操奠定的易代革命为其政治基础，曹魏时代通脱的思想解放为其思想基础，两汉儒学的解构和魏晋玄学的渐次兴起为其哲学基础，曹魏诗人集团和新兴审美型诗学观念的形成为其作家基础和文学审美基础，其表现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标志和丰硕果实，就是一变两汉的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第二次是盛唐文学的自觉，这次自觉是相对于六朝至初唐贵族宫廷文化造成文学的迷失和宫体文学的泛滥而发生的飞跃：隋唐科举制度的开始，以及由此带来的士大夫新兴阶层的兴起，是这次文学自觉的政治背景：由宫廷走向边漠、田园、乡野的新兴士人，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视野，他们以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发出革新的呼喊，从而成为这次文学自觉的思想基础；儒释道在盛唐有容乃大的开放式社会形态中，实现了三者的交融整合，是其哲学基础。士大夫阶层诗人日益成为摆脱宫廷贵族阶层属性的新兴群体，对六朝初唐宫廷诗风的批判和对建安风骨的上承，成为盛唐诗歌的本质精神，从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了一个高峰。第三次是发生在盛宋时代大约11世纪中期的文学自觉，这次自觉的政治背景，与科举制的日渐成熟以及新兴士大夫群体品格的树立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在宋代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时代，中国才开始真正走向一个由士大夫阶层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新型社会，并渐次形成一个由士大夫精英为中心的士大夫作家群体，儒释道三家哲学也由此在士大夫文化的新层面下实现内在的交融整合，从而成为新时代文学自觉的哲学基础。这次文学自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向所说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这次革新运动在中唐韩愈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动，却终因唐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科举制尚未完备和成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格尚未确立，因此还只能属于滥觞阶段，北宋诗文革新的本质是在传统诗歌散文领域实现对六朝宫廷所形成的骈骊文化的反拨，从而为明清时代更为自由的小品文和“五四”之后更为自由的诗体形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是以张先、欧阳修、苏东坡为中心的词体革新运动，其本质是将原本主要在盛唐宫廷文化中开始渐次形成和发展的声诗曲词改造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种新兴诗歌形式，词体的确立和光大，是第三次文学自觉的主要果实之一。在这次文学自觉中，同时包含了市井文化兴起的因素，柳永为其中的代表。中国文化由此经历了三种文化、三个历程：一是先秦发端，至六朝初唐为高峰的宫廷贵族文化；二是盛唐发端，至北宋而达成熟的士大夫文化：三是中唐发端，至元明清而达极盛的市井文化。词体并不起源于民间，其根本原因就是民间文化到中唐才开始发端，此前并未真正登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所谓民间词的出现，应该是五代至宋初之际都市文化的产物，柳永为其佼佼者和代言人。柳永和后来的关汉卿等人，虽为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其本质属性却可以归之于市井文化中的作家，换言之，即便是市井文学、民间文学写作，也仍然是由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士大夫文人来作为主要承担者。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主要是就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歌的变革而言，若广而言之，扩展到整个文学的自觉，则元曲的兴起和明清小说的兴起，也都可以分别视为戏曲和小说两大领域之内的自觉。中国文学的历程，大抵经历这五次自觉，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伟大历程。本文着重论证第一次自觉――建安曹魏文学的自觉。“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的论文，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铃木先生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不可能产生从文学价值自身看其价值的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其主要根据，是他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分析。其后，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脱离政治的附庸，崇尚艺术，另一种是为情造文的意思，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引用这段论述，加以解释：“‘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西汉文艺‘成人伦，助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笔者提出，应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国文学自觉之发端，其要点如下。首先，中国文学的第一次自觉，就其发生时间和地点来说，应该在建安曹魏文学的范畴之内，这与一向所说的“魏晋文学”或“建安文学”，既有时间之别，又有空间之异。“建安”是汉末献帝的年号，包括了汉末整个中国的版图，但笔者所说的“建安曹魏文学”，仅仅是建安及曹魏时期中的曹魏阵营或者说是曹魏政权内部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并不包括同在建安年号之下的蜀吴两地。就其内涵来说，主要是时代的自觉、作家的自觉、文学自身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而非一向所说批评的自觉。有学者认为，先秦文学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的第一次自觉，先秦文学，特别是其中的《诗经》，完成了中国诗歌史从无到有的诞生使命，非常伟大。但先秦时代之文学，依附于政治教化的功用，并未从政治的附庸中摆脱出来而成为审美的文学。如果以一个个体生命来作比喻的话，先秦文学如同生命的诞生，以一种懵懂的状态看待世界，还不能称之为觉醒；而两汉经术之下的文学，如同私塾腐儒严密管教下的学童，虽然有文学审美的天性，却不能不屈服于思想的牢笼，不能越雷池之半步，只能在歌功颂德的大赋中展现自己的华美，不仅不能说是自觉，反而应该说是一个经术枷锁的时代。只有到了建安曹魏时代，思想通脱，人生价值观念颠覆，诗学观念革命，才真正实现了文学的第一次自觉。“魏晋文学自觉”说认为曹丕的时代为自觉的开始或标志，实际上曹操是文学自觉的探索者和奠基者，曹植是这次文学自觉的最为本质的体现，故此，笔者所提出的建安曹魏文学自觉的说法，略早于魏晋文学，略宽于建安文学。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二十一年(216年)封为魏王，直到黄初元年曹丕登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魏，即便宽泛一些，以曹操被封为魏公算起，若以魏晋作为标志，则前面建安期间的大部分时段从严格意义来说没有表述出来，而曹植五言诗发生飞跃的时间，主要在建安之后的黄初、太和期间，再往后面的晋代则不能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间段落。严格意义上建安曹魏文学的自觉，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应该主要是指公元221年到232年，也就是从铜雀台游宴诗开始兴起的建安十六年到曹植之死的魏明帝太和六年，若更为宽泛一些，则可以建安元年(196年)作为起始点。其中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建安的前15年，是建安文学的开拓期，此一时期，一方面孔融、王粲等此时之作尚在汉音范畴，另一方面，曹操开始了他的探索，包括他的五言诗写作和四言诗写作新方式的探索，因此，此时期处于文学自觉的拂晓时分，既有不自觉的汉音余响，又有曹操自觉的探索历程：第二个时期，以曹丕为中心，曹植和六子为参与者，从建安十六年开始，大量写作抒情五言诗，标志了建安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第三个时期，以曹植为中心，从黄初之后，大量写作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五言诗，标志了五言诗的成熟，也标志了建安文学在觉醒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了对新的峰顶的攀越。其次，我们应该拷问：什么是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是怎样产生的?文学的自觉，首先需要来源于文学的写作主体――人的自觉，作家的自觉。而人的自觉，来源于时代的觉醒，若无时代之自觉，断难有人之自觉；而若无作家之觉醒，断难有文学作品之自觉；若无作品之自觉，断难有理论家先于作品而臆想出新时代的批评的自觉。此四者，环环相套，层层相生，一个环节也缺少不得。两汉时期，乃是经术时代，儒学一统，桎梏牢笼，并不具备觉醒的时代环境，当然也就无从说起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传统的说法，都是认为文学自觉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的，这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诠释文学自觉，包括提出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铃木虎雄，都陷入了这一误区。文学的自觉，究其实质，是文学自身的自觉，包括作家和作品的自觉，至于文学批评、欣赏、阅读和学术的诠释，往往会与文学创作本身有一个时间的滞后。因此，文学自觉的内涵，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一个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批评的自觉或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二、略说两汉的经术时代和诗学观所谓“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主要是指建安曹魏文学对两汉文学的易代革命而言，故先要辩明两汉文学之不自觉的状态。由汉代到建安曹魏时代的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由经术时代到通脱时代的解放，由群体循吏时代到士人个性张扬时代的转型，由功利文化到审美文化的嬗变，以及由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的嬗变。刘师培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冈之，渐趋清峻”，“迨及建安，渐尚通悦，悦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士人的生命价值中心，由传统的立功立德立言，渐次走向了追求个体生命的存在和愉悦，因此，“建安诗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影响，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从而实现了建安曹魏文学的群体觉醒。两汉是个经学的时代，其文学观念还处在先秦时代“诗言志”的窠臼之内――岂止是窠臼，而是发扬光大，将诗歌代表的文学更进一步推向了政治附庸的地位，特别是东汉的文化氛围于此尤甚。《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继位，亲行其礼，……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光武帝奠定了这种“爱好经术”的风尚，明帝更发扬光大，推波助澜，经术风尚不断地被东汉历代帝王推向新的高潮。东汉的皇帝，可能是历代帝王中最有学问、最为喜爱经术的帝王，他们会经常“亲临称制”、“数幸东观”，并且“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所以能“网络遗逸，博存众家”。读书，学习经术，研究经典，成为整个东汉时代从帝王到士人的最为重要的生活。帝王带头爱好经术，这种风尚几乎贯彻于整个东汉王朝，一直到东汉灭亡之际的灵帝、献帝无不如是。至桓灵时代，帝王之个人兴趣有从经书而艺术、由儒家而转向佛老的趋向，如《桓帝纪》记载：“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汉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而被称之为鸿都门学。这种帝王自身对文艺的喜爱，被一些学者视为是文学自觉的前奏，但正如有学者所论：“文学观念的产生，是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而产生的，没有资料证明鸿都门学中的人物对文学艺术有较明确的认识或者直接参与文学创作……把鸿都门学看成是‘文学自觉’的前奏，这是不大合适的。”士人之主流，仍然以儒家经术为正统，如《蔡邕列传》随后记载：“七月，蔡邕上封事，斥责之为小才，有类俳优。”了解了这个大背景，才能懂得，两汉长达四百多年，为何仅仅有可数的几个读书人写诗，才能够明白为何两汉诗坛如此沉寂。士人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到皓首穷经的读经生活中了，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可以用诗这种方式来抒发自我的情怀，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少有的几个人写作诗歌，也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要合于“诗言志”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够脱离出来，所以，两汉人不存在写作十九首、苏李诗那样的大环境。如同有的学者所论：“文学的‘自觉’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因为艺术的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发展。这一点，只有历史的车轮进入魏晋之后才有可能。”“只有到东汉末年社会大乱，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冲垮，其他思想才有可能迅猛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