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的背景

1唐宋古文运动的背景唐代古文运动是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的目的。它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唐代古文运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准备过程，从理论到实践凝聚着文坛反对骈文桎梏发展散文的努力和探索。从西晋到隋朝，是古文运动的萌芽期，这时已有人追求易骈为散。西晋武帝时名士夏侯湛的《昆弟诰》，是易骈为散的尝试。北朝西魏的宇文泰，指令苏绰作《大诰》，以反对骈文，这时扫荡绮靡文风已成为社会要求。到隋代，文帝有“公私文翰，评议实录”（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诏书，李谔有要求革除华伪文风的上书。但因骈文根深蒂固，写作骈文以成积习，虽有多人努力，而社会文风变化不大。初、盛唐是古文运动的准备期。隋唐之际的王通提出文章应该“贯乎道”、“济乎义”（《中说．天地》篇），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改变了过去单純易骈为散的形式追求。这是古文运动“文以贯道”的理论先声。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俪之习，王勃、杨炯等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有大张复古的旗帜。他的功绩，虽然是在诗的革新方面，但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他的《谏用邢书》指事理论明确干净，旁征博引气势十足。在盛唐，特别是天宝以后，古文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大大的推进。萧颖士、李华、元结、梁萧、柳冕等人继起，复古思潮进一步高涨。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改革一代文风，但其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2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连那位以穷愁悲吟著名的孟郊，也发为“壮士心是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百忧》)的高唱。王叔文、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度等都于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元和一朝，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在古文运动先驱们探索的基础上，经韩、柳的开拓经营，形成体系并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韩、柳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也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也就是说，他们把文体文风改革和他们政治上的改革主张和改革行为联系起来了，给文体文风改革加入了强烈的现实政3治的色彩，这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所谓“古文”，亦即古典散文，它是与时文、今文——骈文相对而言的。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始于韩愈，后人因之。韩、柳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没有给“古文”下过定义。北宋柳开总结韩愈所谓古文的概念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是在北宋时期酝酿、发展和完成的，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次运动以韩柳文章为号召，以复古为旗帜，是配合北宋政治变法形势的一次全面的文风革新。它的起因大体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宋初文风的卑弱于“西昆体”的出现。中唐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占据文坛的局面，但后期的古文家们未能全面继承和发展韩柳的文风传统，而是把古文运动引向了歧途。由于晚唐战乱频仍，社会黑暗，一些文人看不清社会前途，追求享乐，与是内容空虚、形式华美的骈文又开始发展起来了。经过五代至北宋初，浮靡的文风发展为西昆体的出现。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自认是学习李商隐，实际片面发展了李商隐创作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只是一种文字消遣的玩艺。这与北宋的社会发展形势很不适应，一些有识之士起来补偏救弊，急切要求对文风进行改革。其次，是由于政治革新的需要。北宋中期，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也渐趋紧张。因此，仁宗时期就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神宗时期又有王安石的变法。他们主张振兴国家必须实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同时也要求诗文反映现实适合政治改革的需要。范仲淹建议“敦促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宋仁宗也下诏申戒浮文，提倡散体，“有辞涉浮华，玷于明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徂徕先生全集．祥符诏书记》）。王安石更主张文贵至用，以致使诗文革新成为政治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政治革新服务。其三，宋代理学兴起也是促进诗文革新的一个因素。理学，又被称为道学，是熔儒、佛、道于一体的哲学。理学家们论文继承了韩愈的“重道”，却抛弃了韩愈的“好文”。他们只要求用简便的文字宣传理学，对于讲究骈偶、堆砌典故、词藻华丽、内容空虚的“时文”与西昆诗风，很不满意。他们这种注重内容、反对空泛、讲究平实、反对浮靡的论文4观点，与诗文革新家们的主张虽然差别很大，但在反对西昆文风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也起到了推动文风改革的作用。在上述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