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人与音乐

中国古代的文人与音乐2、文人以“不知乐”为耻与皇帝以“性知音”为荣1、音乐的国度，古老的传统。3、中国文人的音乐——古琴音乐。4、传统呼唤中国文人情性的回归。1、音乐的国度，古老的传统。中国有当今世界上最为古老乐器——7000年前的“贾湖骨笛”，也有当时世界上最为辉煌的乐器——25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中国古代是乐、舞、诗为一体的。中国人不仅很早就认识到了音乐的审美本质，而且同时也认识到了音乐的实用功能——特别是音乐的教化与陶冶功能。如：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舜典》以音乐为“教化”工具，来完成人的人格塑造。这样的认识与行为，在当时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其源头可追溯到商代甚至更早。而自周代，在国家政体中设有音乐机构，将音乐作为一门教育课程，并通过考试选拔音乐机构的官员，这在古代世界史上独有中国一国如此。这种体制和传统，其后也影响东亚的一些国家。西周时期，“乐”（教化）与“礼”（制度）便捆绑结合在了一起，即“礼乐”。就教授音乐的机构而言，西周时期，设有四座学宫，其中之一称为“西学”的学宫，就是学习音乐、舞蹈、诗歌。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记载，当时的全部教育内容为“六艺”——“养国子之道，乃教之于六艺”。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驭）、书、数。至此，即开了中国文人与音乐的渊源。当然，为中国文人与音乐结不解之缘者，当须首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中国的教育自孔子而大改观。孔子前为“学在官府”，自孔子便渐行民间——孔子是中国民间办学第一人。孔子的办学教育理念，基本上是继承周代官办学府的的理念。因此孔子不但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更是一位音乐家。他编中国的第一诗歌总集《诗经》，就把民歌——“风”放在首要位置，还把歌颂爱情的诗篇《关雎》放在了卷首。他学习音乐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下面几则文献。“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技术）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曲”与“数”是技术上的问题，“志”是形成音乐的精神，“人”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以深入于技术后面的精神，更进而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这正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过程。）使人歌，善，则使復之，然后和之。《史记•孔子世家》而孔子的音乐水平,则有文献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在教学中亦使用音乐为工具，并似乎首创“快乐教育法”，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的修养）由诗来开始，以礼为依据，由乐来完成。即便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孔子仍利用音乐为学生讲学：（陈蔡）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起）。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而在生命的最后，孔子则以歌诉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何来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催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后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2、文人以“不知乐”为耻与皇帝以“性知音”为荣有周代之渊源，孔子之创始，中国古代便形成了文人以“不知乐”为耻，皇帝以“性知音”为荣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绵不绝，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建设，正因为有历代文人的积极参与，故造就了它的独有特性与品格。限于于时间，我们现在只能择其概要，略作叙述。1、由于中国文人的直接参与，中国古代乐律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当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现音调的数字比时，中国的文人却已经发现存在于这些数字比之间的更深的内在联系，即数学上的“三分损益”法。而明代朱载堉则是世界上建立“十二平均律”数学理论的第一人。2、由于中国文人爱乐并喜好论乐，中国音乐美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范畴与命题众多，思想丰富、深刻，可与古希腊相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西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又出现《乐记》这样自成体系的专著，把中国音乐美学，也把世界音乐美学推向高峰。至魏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更出现《声无哀乐论》这样深入探讨音乐特殊性的自律论专著，较之西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早了整整16个世纪。3、中国古代音乐论著，除少部分是以国家的名誉完成，大部分是由历代文人撰写，象宋代陈旸《乐书》，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是世界少有的音乐理论巨著。4、“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梁启超）中国古代诗人（文人）由于“通音律”懂音乐，故使得中国古代诗歌一路走来，常常是音乐变诗格变，“周东迁以后，世竞新声，《三百》之音节始废。至汉而乐府出，乐府不能行之民间而杂歌出。六朝至唐，乐府又不胜诘曲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诗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俞仲茅《爰园词话》）《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曲》，诗歌与音乐发展相得益彰。也可以说，中国文人的音乐素养成就了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成就了中国诗歌的辉煌。3、中国文人的音乐——古琴音乐。中国文人不仅为中国音乐文化作出了上述的贡献，而且，就其整个群体来说，还有着专门属于自己阶层的音乐——中国古琴音乐。中国的文人的古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它不但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传承脉络、独特的传承群体、独特的历史人文精神和独特的音乐载体——七弦琴（古琴）、减字谱。古琴又称为“七弦琴”，古代称琴、绿绮、丝桐等。长约13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5厘米。琴面上有13个琴徽标识音位，张七弦，由粗而细，自外向内排列，一般按五声音阶定弦。常用的定弦“正调”如下：演奏时右手拨弦取音，有散、泛、按三种音色变化。散声是以空弦发音。泛音是以左手轻触徽位，发出轻盈虚飘的乐音，宜于快速华彩性曲调。按声是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按指可以改变音高，并能奏出滑音、颤音或其它装饰音。还可以用双弦奏出同度、八度、五度等音程。通常演奏多使用低音区，全部音域为四个八度：C—d2。古琴的传承群体为中国历代文人，即所谓的“士阶层”。古琴的审美只在于内心的自审，只在于演奏者自身心性的写照和心性的涵养、陶冶。古琴的演奏为演奏者自身，或最多为三、五知己、同道的“雅集”，直到今天也少有商业性的演出。古琴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的流派。古琴音乐自古一脉相承，很少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是中国特有的音乐文化宝库。古琴现存谱三千多个，曲目六百余首。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全世界来说，能够几乎与整个民族史相伴相随，能够一贯固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域，能够历经沧桑而古韵犹存，能够既不受宗教神明的佐使，又不受世俗功利驱动的音乐艺术，也只有古琴。古琴，文脉久远，风骨傲岸；道器融通，天人和谐；无论历史，无论传承，无论演奏，无论谱字，无论文化蕴涵，无论审美理念，都堪称音乐之最，世界唯一。4、传统呼唤中国文人情性的回归近现代以来，中国文人与音乐渐行渐远。现在文人虽仍不乏知音者，但能够象古代文人一样，自觉地把音乐修养作为个人人文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代文人，却实在是少之又少了。具体表现，仅举两例：首先就古琴来说，中国过去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传统，但今天知道古琴、古琴音乐的文人能有多少？古琴这件被世界他民族所羡慕、敬重的乐器，在前一时期却大有沦为“博物馆乐器”或“博物馆音乐”趋势。再就是诗歌，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诗的国度”，但就今天来看，所谓的“新诗”、“自由体诗”等等，则与音乐分道扬镳，并舍弃了中国诗歌最起码的特质，鲁迅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应先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唱得出来……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无法传诵和歌唱的诗歌，其生命力到底能有多久？中国古代文人的素质修养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有“六艺”——礼、乐、射、御（驭）、书、数，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而现在却多是“专业”的单一的，这当然是与社会的阶段性的进步有关，比如“社会分工”。但是从艺术的整个发展道路来看，有人就提出了“合——分——合”的三阶段论，当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科技的高度进步之后，人们有了更多的自己可支配时间、更强的经济实力、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社会分工”便会显得不再那么明显，也不再那么重要，素质全面的人，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的“通才”就会大量的出现。在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中国古代文人与音乐的一个方面，即，中国古代文人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巨大贡献。这也可以说成是中国古代文人成就了中国传统音乐。现在，我们就开始谈中国传统音乐也成就了中国古代文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音乐实现了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关怀”。说到“人文关怀”，我们常常会将其片面地认为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或社会成员之间的、甚至是领导与被领导者的“人文关怀”等等。其实，“人文关怀”还有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人文关怀”。现代社会的飞速运转、竞争的激烈加剧、极大地丰富了的物质与永无止境的占有欲望……都需要我们对自己“人文关怀”。通过自身人文素养的建设，以应对整个外部或内心世界。特别是应对我们的内心世界，这往往是说来容易做到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以“通才”和“专才”而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通识人才的人生大多既是散淡的、又是丰富的，既是平静的、又是辉煌的，他们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出了适意与和谐。专门人才——特别是一些过愈专门的人才的人生，却多与通识人才的人生相反。在他们的伟大成就的背后，往往缺乏的就是平静、丰富、适意与和谐。亦可谓是“学家不幸大家幸”。当我们在颂扬他们的伟大成就、以及献身精神之时，往往会产生无限的遗憾、甚至是悲哀。这其中，难道通识人才与专门人才的命运、境遇是完全不同的吗？不是。凡是人，都逃不脱自然所赋予的属性，生老病死、人生的坎坷与痛苦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就是通识人才的人文素养，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实现人文关怀。能够在奋斗、抗争、进取的过程中对自己实现“精神超越”。而音乐，就是我们实现对自己“人文关怀”的有效途径。说中国传统音乐也成就中国古代文人，核心也就在这里。黑格尔说：“音乐是浪漫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因为，音乐比绘画走得更远，它不肯承受物质世界这个沉重的负担，于是创造了它的表现方式。”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孔子。孔子的一生是坎坷和艰辛的，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可以说历经磨难与挫折，但是，他却能够在身受围困、绝粮时仍“讲诵弦歌不衰”。在生命的尽头，他仍用歌来述说人生的不尽遗憾。三国魏的著名文学家、美学家稽康，在遭到司马昭的杀害，临刑之前，先看太阳的影子，算时间还来得及，就要来古琴，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就是这一曲《广陵散》遂使悲惨变悲壮，为其人生写下了悲烈壮美的最后一页。晋代诗人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乡,但却穷困到常常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就此他还堂皇地写了《乞食》一诗，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做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却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空灵的诗篇。他热爱诗歌、热爱音乐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超越”，贫穷是令人苦恼的，但他却能够“乐琴书以消忧”。他也有一张古琴，但却不张弦——恐怕是无钱买弦，他称之为“素琴”，若有朋友、同道造访，便会把这张无弦的琴摆放好，全神贯注地“弹”上一曲。就此他还写诗道：“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陶渊明奏这样的无声之乐，是要比约翰•凯齐（JohnCage)的《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