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激励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字体大小大中小视力保护色-中国古代激励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企业效益倍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建立完整的管理机制是其必然。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已成为管理的核心。综观我国古代典籍，诸如《尚书》、《管子》、《史记》、《汉书》、《盐铁论》、《孙子兵法》、《论语》等所涉及的管理思想，直至今日在国际论坛上仍受欢迎，其中有些观点也是符合现代管理原则的。本文拟就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十分重视并运用和研究的激励方法加以回顾和总结，以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必然趋势来审视，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一面镜子，为我国的企业管理效益的提高尽微薄之力，更为探索适合我们国情的管理方法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古代激励思想举要众所周知，激励理论是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的，从根本上说是更加尊重人、重视人的作用。早在2叩0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就在总结治国统兵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管理理论。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感激励法这种激励的方法在于鼓励下属并统一其所思所想所为。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意识意志指导的行为。意识在先，行为在后，有了一定的意识，才能相应产生一定的行为。而人的意识又是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不断设计、构造、维持、协调、诱导他人意志行为的情境，以期达到预期的效果。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仁”，主张的“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像爱护亲属一样地对待臣民，道即在此。著名军事家孙武则要求将帅一定要爱护士兵。他在《地形篇》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处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管理者们亦即将帅们如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对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使之甘愿追随自己赴汤蹈火。这样的军队就无往而不胜。正如古人云：“治政，通下情为急”若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管理为整个组织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那情感需要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情的浓郁，都成为组织向心力的来源。2．“上下同欲者胜”的目标激励法要求在管理中，充分发挥所有人员的潜力，汇集组织内所有人员的力量，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并使之达成组织目标。这也是一种人群关系导向的管理。孙武非常强调“上下同欲”，将它列为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军队的战斗力强不强，治国政绩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有没有共同目标，能不能同心同德，能不能步调一致，现代企业提倡“荣辱与共，爱岗敬业”，以高度的责任心，敬业精神，来达到人心的统一，团结一致，提出厂兴我荣，厂衰我辱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3．“以身先之”、“以道御之”的表率激励法管理者带好队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讲：“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孔子家语))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管理者的率先垂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管理者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动一致“以身先之”的前提是管理者个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说明管理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管理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的结果。孔子说“修己以敬”(《论语·宪问》)，认为管理者只有认真地修养自己，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搞好管理工作。修已有着多方面的内容，“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淮南子·主术训》)，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管理者加强自我修养的重点。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4．“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的公平激励方法赏罚分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求贤用能的成败。现代企业提倡“荣辱与共，爱岗敬业”，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应赏不赏、当罚不罚，必会挫伤人才的积极性。应赏不赏，是抑贤助邪；当罚不罚，是放恶纵邪。因此，赏与罚殊路同归。为此，它对企业的领导者提出这样的要求，赏罚要分明、公正“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曹操集》)，“严惩不避亲贵”(《韩非子》)。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罚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汉书·宜帝纪))。只有做到了恩威并施，正确地运用正负两种强化激励手段，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来鼓励先进，约束、鞭策后进，才能“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得心应手，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现代企业的奖励制度也是这种方式的延续。5．“罪己以收人心”的揽过激励法揽过，是以主动承担责任，不把因自己而导致的过失或己之疏忽而引起的错误推给下属、同僚，以感召、吸引、教育、调动贤能积极性的激励方法。它的特点是通过主动承担责任的方法去实施的。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激励方法，贤明的领导一般都能正确认识自己，他们认为自己言必有失，为则有错。如推诿过失，必失人心。子产曾说：“爱莫加之过，尊莫委之罪”所以揽过最能得人心；揽过则兴，“禹、汤罪己，兴业悖焉”(《左传·庄公十一年》)；揽过是大德，“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委过则败，“桀、纤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要深深的理解揽过的内涵：推过揽错，或者嫁祸于人，这不仅有丧道义，而且必失人心；主动揽过，承担应承担的责任，必得人心。这是激励下属的最有效的方法。6．“并建圣哲”、“引之表仪”的树楷激励法此法是通过表扬先进，树立楷模，去影响他人，调动一切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法。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故此，古人把它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去激奋、引导广大臣民“古之王者……并建圣哲……引之表仪”(《左传·文公六年》)。隋文帝曾对侍臣说：我树房恭懿为吏楷，“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今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隋书·房恭懿传》)。作为一名管理者，应十分重视树楷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使被管理者有榜样可学，吸引他们积极向上，奋发工作；而且使被树者更加充分的发挥、施展自己的才智；特别是对那些有志于成为模范的人更有吸引激励的作用。因此，优秀的管理者需时刻牢记：榜样是一面旗帜，有强烈的导人向上的力量。7．选贤任能的考绩激励法考绩，是通过考核官吏的德、才、劳而定黔陟之法。它是调动、激励下属的积极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此法源远流长，有其光辉的足级书·舜典》记载说：“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意思是说：尧说，考核舜的办事能力和言行，各事致成，成绩可嘉，能力突出，三载考绩已结束，根据你的德行可升帝位，接我的班了。此法在明太祖时期运用的最佳。他命令“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榻茸者免为民”(《明史》)这样，促使人人力于建功，纷纷政绩显著。见于此，给我们的管理者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一要准确把握好考绩中严、公、真、准的原则，这是考绩的关键；二要善于运用考察的手段。考察是考绩的精华，它不受时间的限制，被查者无从准备，给人一种不能松懈的压力。这对能者激励最大，也是最能使确有奇才大略的人快担重任的有效途径。8．问病吊恤的关怀激励法。它是通过对病者的关怀、死者的吊唁、丧家抚恤的办法来激励鼓舞部下的一种情感有效法，也是管理者的一个情感的投人，以情感人的表现。它的特点是：以问病激健、以吊死勉生、以抚恤得心。它能使部下在很大程度上免去后顾之忧。凡历代励精图治的贤明君主无不运用此法，以争取他人之心。曾开汉代历史辉煌的光武帝刘秀，努力作到了“臣疾君视，臣卒君吊”，结果是“群下感动，莫不自励”(《后汉书·祭遵传》)。由此可见此法对属下的激励、鞭策之功效。这就告诉我们的管理者，问病吊恤深得人心，是处理组织内部关系的重要内容。有病必问、有丧必吊、有死必恤，属下必思管理者之德，念其之情，必报以忠勤，激励生者健者为其穷智竭力。反之，必导致双方三心二意，上下不和不亲，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抑。二、古代激励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虽然大多都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中，但表现为多注重“情”字，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在管理者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1．重视“情”字，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2．大力祟尚、培育职工的团队合力和团队精神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它强调的是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从而产生出一种群体的力量。崇尚团队精神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这种永不褪色的管理方式，可从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价值取向——义利观即“天人合一”的整体价值观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这一整体价值观中，“义”是指精神价值，是正义、道义，是有利于社会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而所谓的“利”是指物质价值，是指个人的名利、财富、地位等。历代各思想学派在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其共同的努力方向是二者的平衡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这种“义利合一”观体现在管理活动中，就是各家所主张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以利制义”。正如孔子所主张的：“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马克思说，协作产生的不是单个劳力相加的效应，而是整体的效应。可以想象，一旦有了这样的团队精神、团队合力，在企业里，员工将企业视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生存、发展使出最大的力量。3．提倡、遵循“中庸之道”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度”，做事达不到这个“度”或者超过这个“度”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真理。所以，恰如其分地运用好这一管理理论，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抓住时机，严防“过”与“不及”，是现代管理中的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因此，在他看来，“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在管理思想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协和观。